人物介绍：

　　叶迪生，1937年出生，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南非好望角。高级工程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叶迪生随家人迁居广州，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曾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任副总经理、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外经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书记、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市政府顾问。全国工商联第六届副主席。曾为中共天津市代表大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

　　梦魂萦绕是神州

　　1984年，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正式成立了，到今天整整30周年。我们应该记住创建开发区的拓荒者，记住他们在天津的盐碱地上建设出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叶迪生就是这些拓荒者当中的一位代表。

　　逆境中，潜心钻研技术

　　叶迪生于1937年出生在非洲好望角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就接受着父亲爱国主义的教育。当年，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备受欺凌，父亲作为华侨中的领袖人物，常常带领华侨与恶势力做斗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在当地办了一所华人学校，对华侨进行爱国教育。作为一名慈父，他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给叶迪生取名叫迪生是因为父亲看到世界科学的发展，希望叶迪生能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叶迪生四岁那年，随父亲回到了祖籍广东省梅县，虽然那时他很小，但家乡的穷困和饥饿还是留下很深印象。1946年，他们举家迁往广州落户。1950年，他考入广州二中，入学不久，便被选为班长。当时刚刚解放了三个月的广州市，常遭敌机轰炸。学校里的三位年轻老师是解放前地下学联的进步学生，他们经常给叶迪生讲革命的道理，教他学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在这里叶迪生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活。

　　1956年，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大学的求学经历。然而大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因生性耿直，说了几句实话，他成了右派。随后的毕业分配使他频遭冷遇，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叶迪生牢记父亲的教诲：“做人要像松树，悬崖上，乱石中，它的根都能够深深地扎下去；做人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顽强地奋斗下去。”

　　就在苦苦的等待中，有一个名叫“野玫瑰”的公私合营工厂向叶迪生伸出了“橄榄枝”。这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街道小厂。在半导体车间里，作为厂里惟一的一名大学生，他责无旁贷地担起技术改造的重任。他首先建起实验室，推行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充分利用专业知识专心致至地搞技术。短短3年，他研制的大电流、高压硒片，就赶上美国当时的最高水平。1965年的全国工业成果展，这个项目被放在全国同类产品中最显眼的展位上。

　　那几年的时间是叶迪生青春岁月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候。为了不断充实自己，他坚持十年之间，每隔两周从天津赶往北京的图书馆和中科院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追踪、了解世界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动态，回到工厂后再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产品研发。经过不懈努力，他率领一批工人骨干研制的MOS场效应晶体管与MOS集成电路终于获得成功，这项新技术在当时极为稀罕，也是世界上这一领域的新方向，时至今日仍是国际研发半导体的主流技术。随后他又相继研制出了50多项新产品，有很多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叶迪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半导体科技人员领军人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战斗机上所用的半导体经常出故障，致使电源关闭通讯中断，空军司令部和电子工业部下达命令：尽快排除故障，解决问题。叶迪生被指名道姓地参与这项工作，经现场检查和设计分析，他发现先前使用的半导体方案是错误的，可许多专家不认可他的想法，当时争论的很激烈，最后决定进行两种方案的试验。试验进行了七天七夜，结果他的方案全部成功。粉碎“四人帮”后，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接见了叶迪生，认真听取他的汇报，后来并安排他在西部地区军工企业的会议上做专题报告。

　　虽然叶迪生认为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但国家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一连数年被评为天津特等劳动模范，还被评为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作为电子工业部的科技标兵，1987年，他还与13位中国专家一起在北戴河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不想离开厂更不想离开中国

　　随着与工人相处的时间久了，厂里工人们越来越喜欢叶迪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政治运动很多，有时工作组来人刁难叶迪生，工人们纷纷替他说话，他们说：“如果你们把叶迪生赶走了，那以后谁来管工厂的技术问题。”工人师傅的话令他非常感动。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中国的一个原因，与这些淳朴善良的工人一起工作，心里总觉得非常踏实，因为关键时刻他们能讲真话支持你。

　　1978年冬，叶迪生作为天津第四半导体厂的技术员，时逢出差到山东，与山东大学合作推广研发半导体产品的应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如往常一样进行晨练跑步，忽然操场大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下面播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过去每当听到广播，他的心头总是不由一阵紧缩，多年来的政治运动让他觉着一有重要广播，自己的厄运就要加码。他不由得放慢脚步，仔细听着每一句话。可是与以往不同，这次广播却让他越听心里越暖，特别是报告中指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他听了更是热血沸腾。就这样，在刺骨的寒风中，在空旷的操场上，他一字不落地听完那篇长长的报告。凭直觉，他觉得苦盼已久的科学春天真的要到来了。

　　从山东回津后，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总觉得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这些高科技产品一经问世，很快就畅销全国，一个小小的工厂效益大为好转，年利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竟能达到五百多万元人民币。而且很多产品用于国家的火箭、卫星等军工生产上，国务院、中央军委多次对这个工厂发出表彰信。一时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名声大噪，叶迪生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最令他激动不已的是，他终于如愿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79年的春天，阔别三十年之久的大哥从美国回来探亲，他希望把中国的兄弟们随同他一起移民美国。这时还不是党员的叶迪生执意不肯，大哥就把这个四弟接到广州华侨大厦进行了3天3夜的劝说。眼看他就是不肯离开中国，大哥只好求助病重的老父亲。没想到老父亲听了大哥的一番话，竟脸带笑容地说：“老四不愿走，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自己的归属。再说国家当今也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搞建设。”他转过脸用慈爱的眼神看着他，接着说道，“再说，咱们叶家也不能都去美国，还得留条根在祖国啊！”父亲短短的两句话，让叶迪生好生感动，老父亲的那颗爱国之心深深地鼓舞、激励着他。有了父亲的支持，他更加醉心于搞科技攻关了。

　　美国有个爱迪生中国有个叶迪生

　　198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叶迪生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座谈会，并被指定要在大会上发言。听说代表们将要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他非常兴奋。4月30日，他突然接到天津市总工会紧急通知，立即返津，参加天津市庆祝“五?一”的活动。他只好连夜赶回天津，未能如愿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很是失落。第二天一早，叶迪生被按时接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会议室，刚一进门，就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坐在那里，惊喜之中他竟然一时不知所措，直到胡耀邦同志微笑着伸出手来，他才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连声问好。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天胡总书记一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哇，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中国有个叶迪生。”闻此言，叶迪生顿时激动得泪水盈满了眼眶。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会给自己这么高的评价！

　　胡耀邦同志亲切地对叶迪生说：“听说你过去受过不少委屈，但你很坚强。希望以后你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在随后的座谈过程中，耀邦同志关心地询问他的个人经济收入情况。他说：“‘文革’后国家给我连涨三级，工资现为87元，我已非常知足了，因为在过去的21年里，我的工资始终是56块钱。”胡耀邦同志听后立刻表态说：“像叶迪生这样的科技人员，对国家的贡献，即使拿上现在10倍的工资也不算多！但我们的国家目前还很穷，还需要大家付出艰苦的努力。”叶迪生一听脑袋“嗡”地响了一下，10倍的工资？国家领导人如此高看知识分子，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胡耀邦同志在天津接见劳动模范的消息，表扬叶迪生为祖国做贡献的话也在其中。喜讯很快传到了远在国外的兄长耳中。原来，那天他二哥正在香港等渡船时，顺手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一眼便在头版头条里看见了叶迪生的名字和胡耀邦同志的照片，而且这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哇呀，这个老四真不简单啊！”惊喜的二哥立即把消息传到身居美国的大哥和加拿大的亲人们，很快整个叶氏家族轰动了，亲属们打心眼里为他而自豪。大哥很快从美国来信：“看来当时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是咱叶家的骄傲。”

　　盐碱地上的拓荒者

　　就在叶迪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攻关时，人生的命运又一次发生变化。一天，王述祖来到他办公室，一进门就说：“市里决定把你调到开发区都快一个月了，你也没来报到，过两天就要召开管委第一次会议，你是领导人之一，可必须要参加呀。”叶迪生一听感到莫名其妙，赶紧去找电子工业局长询问情况。局长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发自市委的红头文件，无奈地说：“市里筹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集了几位领导人，你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放你走。你是电子专家，最好的位置应是在科技的岗位上。可我做不通上面的工作，现在只能由你自己去说了。”闻此言，他立刻找到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旭东同志，然而得到的答案是：“调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担当开发区重要领导职务，这是市委的决定，党员必须服从。”随后又安慰他说：“你不妨先去试试，实在不行，回头咱再研究。”

　　带着满脑子的想不通，叶迪生来到了开发区。记得第一次会议是时任市长李瑞环召集的。会后他把叶迪生留下来说，听说让你去经济开发区，你思想上有点想不通是吧。他这么一问，叶迪生就直接对他说：“我是搞科技的，你让我搞开发区我是一窍不通的。”他就问：“你知道中国过去搞的‘洋务运动’吗？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了，我们要敞开国门，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企业引进到国内来。因此就需要你们这些懂科技、懂经济并且懂政治的、年富力强的一批年轻人到开发区来主持工作。所以说，不是你不合适，恰恰是你最合适。”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以后你再也不要以一个劳动模范的姿态出现了，而要成为一位建设开发区的指挥员，先是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更好的企业来这里投资，再组织好更多的人才去攻占科技高地，打开国际市场……”李市长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叶迪生。

　　1984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正式成立，这些人来自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当时李瑞环市长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令，大致为：第一，你们要钱的话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天津市各方面要建设，经济比较困难。第二，如果有钱给你们搞，那就不算你们的本事。你们应该靠自己闯出来。第三，我可以给你们权力，我李瑞环有多大的权力，你们在那里就有多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在开发区里，市里谁也不要干扰你们去搞开发开放的工作。

　　这支开发区的先遣队来到开发区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只见一望无际的白蒙蒙的盐碱荒滩上，连一条路都没有。站在空旷的碱滩上，叶迪生知道自己没有后退的路了。为了全身心地打赢这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他干脆让才三十多岁的爱人提前退休照顾家庭，自己则全力倾注地投入到开发区的最初创建中，在这片荒凉的滩涂中扎下根来。

　　对叶迪生他们这批拓荒者而言，筑路是当务之急。时值寒冬腊月，呼啸的西北风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硬是顶风冒雪地修出了一条石子路，因为冬季无法铺设路面，只有等待来年开春再施工。可是没想到，春天到了，路也没了。原来这是个滩涂地区，所铺石子早已沉陷于地下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好重头再来。为了将滦河水引入这片盐碱滩，他们更是费尽了周折，第一天埋下的直径2米的大管子，第二天却浮了出来……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终于把清澈的滦河水引了进来。那时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困难，困境中叶迪生写诗自勉：“思危兴大业，励志出良才。千古昌明事，都从苦斗来。”

　　就这样，在一缺资金，二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这班人就在简陋的临建房里绘制着发展蓝图。叶迪生曾经建议招商引资应该按照1：2：3的比例。具体说来就是投一块钱改造环境，要引进两美元的资金建设企业，然后产出三美元的生产总值。决不能把钱投出去以后没有项目，而是要走有效益的开发。这个主导思想确定下来，大家立即投入到艰苦创业的准备中，开发区的事业就是这么开始了。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专程来到天津开发区视察。由于当时办公条件实在简陋，所以管委会决定在开发区第一家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有限公司接待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丹华公司的生产车间，微笑着倾听了开发区负责同志的汇报。时任天津开发区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叶迪生参与了全程接待工作。

　　21日上午，陪同视察的李瑞环市长把叶迪生介绍给邓小平：“他叫叶迪生，是47岁的总经理，也是技术人才，过去对国家有过贡献。”小平同志亲切地握着叶迪生的手微笑说：“好啊，还很年轻嘛！”在向邓小平汇报中，管委会领导如实讲了当时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如：外汇管理太严、审批权限不下放等等。因为见到小平同志非常慈爱，大家畅所欲言，就大胆地问小平同志，听说对外开放还要收一收，这是真的吗？话音刚落，小平同志马上说，不存在收的问题，对外开放还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邓小平如此坚定的话语说得大家热血沸腾。会议室响起了经久的掌声。一席话之后，小平同志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光辉的题词鼓舞着全国一代代的开发区开拓者们。

　　当时叶迪生分管的是科技发展招商工作，他第一次带队招商是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等国，没想到踌躇满志出发却失望而归。愿在北方投资的港澳企业了了无几，他们首选地区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因为在这些地区不仅交通便利，而且开放风气浓厚。为了打开招商的局面，他尽一切力量收集和阅读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讲话和文章。在夜深人静时，叶迪生读到一段有关对外开放的指示，大致是说我们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对外开放，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也要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但是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他们有资本、有人才、有市场……一下子，他觉得心里敞亮起来。叶迪生暗自思忖：我们何不直接面向美国、欧洲、韩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招商引资啊，这样不仅可变我们的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还可以方便快捷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和世界通航。再者，这些发达国家，有人才、有资金、有市场，追踪他们，可以紧跟先进技术。他把这些想法和同志们一起商洽，大家都一致赞同。

　　于是他们重新调整招商策略，制定了“远洋战术”：直面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动进攻。当时他还大胆提出了引进跨国公司的设想，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跨国公司的介入，会使民族工业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叶迪生坚信民族企业接受国际挑战是好事，不是坏事，并且可以和跨国公司合作，学习到一些先进的经验。最终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天津开发区紧盯欧美最先进的高科技，把天津开发区办成与国际接轨的世界一流工业园区。

　　随着外商一批批的到来，招商问题解决了，开发区也逐渐热闹起来了，大小几十家外商在天津开发区落户。可是没想到又一个难题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停水限电在全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人戏称啊，全国惟一不停电的只有一个地方——中南海。当时，没有人敢想能够改变这个现状。可是没电怎么持续生产，国际型的投资环境又如何保障呢，开发区必须要改变这个现状，于是他找到电力局长做工作。当时是计划经济，电力局提出的条件是要开发区筹资建设的所有电站的归属权。叶迪生说：“行啊，都给你们了，我一分钱不要，但前提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开发区停电。”电力局长爽快答应了：“停哪里也不会停开发区的电。”为了把这件事落在实处，叶迪生说：“你说话算数吗？有胆量，请你到开发区，当着那里所有老板说一遍你的话。”电力局长还真是好样的，当即与叶迪生一同赶到开发区。他们赶忙召集了大小几十家外商代表开会。那天局长当着大家的面，做下了如下承诺：以后除了检修提前通知你们，其他时间一律不停电！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连深圳特区都无法保证不停电呀，天津开发区这个发展还不算成熟的地方就敢放出这样的大话，大家都投来怀疑的目光。看出了大家的疑虑，电力局长拍着胸脯大声说了一句：我说不停电就是不停电，停电我负责赔偿的你们损失！

　　开发区“筑巢引凤”很快见到成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赢得了越来越多外商的青睐，来自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源源不断慕名而来。

　　有识方能大胆明理然后敢为

　　叶迪生从一位纯技术型人才转型为领导者和管理者，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为此，他自学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管理学》；认真学习当代国际最新经济知识，广泛吸收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管理的思想理念和经验；日常工作中，他还经常向相关专业人士求教。日积月累的理论、经验和实践让他受益匪浅。当别人还在大议姓“资”还是姓“社”时，开发区管委会就大胆提出了“让投资者赢得利润，为投资者提供方便” “建立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 “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生命线”和“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在这里首先是公仆”等先进理念，并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发展之路。不久，这个三为主的原则，上升为全国开发区的指导方针。

　　1986年春天，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黎成信访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黎成信是叶迪生大哥的朋友，他对叶迪生早有耳闻。在一番长谈中，黎成信被他们这些开拓者们鲜明而又先进的观点所折服。回京后，立即撰写了《中国天津开发区是未来的一个蛇口》的报告，报送美国国务院。从此，天津开发区便纳入了美国有关部门的视线。

　　1987夏，叶迪生接到了一份发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请柬，上写：“叶迪生同志，中共中央邀请您偕爱人于7月18日至21日到北戴河休养。”手捧这份沉甸甸的请柬，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北戴河，叶迪生和其他13位杰出的科技专家一起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参加了李鹏同志主持的有关科技发展重要问题的座谈会。小平同志慈祥地对大家说：“我代表党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并通过你们感谢全国的科技工作者”。1988年出版的大型画册《邓小平》一书中，刊载了邓小平与叶迪生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并附说明文：“邓小平同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半导体器件制造专家、归国华侨叶迪生握手。”1987年夏天，叶迪生接到了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的电话，电话那端，李铁映开门见山地问：“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建厂，要求是必须独资，你那儿可是一个小‘特区’啊，建独资企业行不行？”一听说是国际知名的“电子大鳄”——摩托罗拉要来华投资，叶迪生当即表示：“可以，我这里能办。”刚放下电话，有人问他：“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实独资政策，您怎么敢答应呀？”他当时挺自信地说：“我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小平同志给的。”他相信，中国对外开放一定越来越热，外国大企业独资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落实。

　　1987年10月，美国摩托罗拉负责人赴天津实地考察经济技术开发区。鉴于当时天津开发区的条件太差，对方表示还要到上海、厦门等地去考察。为了挽留客户，叶迪生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双方越谈越融洽。事后他们惊讶地说：“真没想到，在中国竟然还有如此熟知摩托罗拉先进技术的政府官员。”他们哪里知道，在此八、九年前，叶迪生正是攻关摩托罗拉产品技术的天津方面的总工程师呀。他们回国后不久，叶迪生便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由美国政府出资，前往美国考察。

　　在摩托罗拉总部，叶迪生首次看到被称为大哥大的移动电话。他坚信，这一先进的技术一旦被引进中国来，必定将很快改变当时国内通讯十分落后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建议他们在天津设立生产企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美国专家竟然对他刮目相看，他们说：“叶先生，你是一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你的学识和建议我们一定会努力响应的。”

　　为了争取这个跨国电信巨头早日落户天津，叶迪生自1987年起，便率领团队对其进行多次走访与交流。随着交往的深入，摩托罗拉在天津建立公司的法码也越来越大，最终，摩托罗拉集团的7个董事以4比3的投票结果选择了天津。1992年，摩托罗拉以1.2亿美元完成了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投资注册手续，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家独资的、以高科技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此事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世界。随后，摩托罗拉在十几年间再增资至30亿美元。2005至2006年，该企业创造工业产值近100亿美元！天津开发区成为全国生产移动电话最多的地方，而他们也在天津建立了第一家外国的半导体芯片厂。

　　通过对摩托罗拉的招商经历，叶迪生总结出一个简单的道理：“跨国公司所产生的是‘巨人效应’，如果把这些大的跨国公司比喻为一只老虎的话，我们天津开发区就要争取做到虎狼成群！而招商人员则要像猎人一样，盯住他、扑上去、抢过来！”这些大胆的话，在当时显得有些异类，但他心里想：“其实我原来对开放事业什么都不懂，都是来开发区后一点点学的，我是靠一本书起家，这本书就是《邓小平选集》第三卷。”

　　虽说时隔多年，但每当想起引进摩托罗拉的点点滴滴，叶迪生的感触依然很深，因为其间的所经所历，形象地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旧观念的艰难博弈。2007年春天，叶迪生写了深情怀念邓小平的文章，其中说：如果不是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制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国人民专心致志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国家能有今日令世界为之瞩目惊叹的辉煌成就吗……自己既是建设的参加者，也是一个天津巨变的见证人。这一切都是与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和其伟大理论分不开的。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路程，是举世瞩目的历史。邓小平——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归侨知识分子，竟能在自己后半生中赶上这个国运昌盛的时代，该是人生多么幸福的事呵！

　　IC事业是他永恒的追求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让全国人民再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当时叶迪生已经是天津市的副市长。除了分管全市的外经、外资和外贸工作之外，还担任了“滨海新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负责主持日常的新区规划与建设工作。虽说职务有所变化，他的心里依然埋藏着一颗赶超先进的决心。他的办公桌上总是贴着天津、上海、大连、广州这几个开发区的对照表，1996年，媒体刊发的一则消息，使他更加振奋：天津开发区的业绩从长期位列第三，一跃而为全国第一，此后一直保持至今，已有16年之久。看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他从心底笑了出来。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啊。

　　1994年，天津市提出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滨海新区。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被定位为“中国北方的浦东”。看到国家领导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叶迪生大受鼓舞。尽管此时他已退出领导岗位，但面对新形势，还仔细分析着天津的长项与短板，虽说天津没有像广东、上海、厦门那样的地理优势，但有大工业、有北方大港，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对外开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批冲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干部，在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上下一心，滨海新区必定会创出惊人的奇迹出来！

　　1998年夏，叶迪生从副市长岗位退下来以后，就决定不再从政了，而决心返回开发区当顾问，以科技专家身份为开发区科技兴区再做些实事。特别在发展天津集成电路科技事业方面默默无闻地工作。

　　2014年春，国务院印发了一个文件，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的通知。叶迪生如获至宝，深深感触到国家已经把IC产业置于空前的战略地位了。这正是他前半生二十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他晚年梦寐以求的“IC强国梦”。他用墨笔和红色笔分别注明目标和细则，逐字逐句地看完后，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呀。”是的，早在2000年3月8日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他就提交1338号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互联网经济提案》，充分阐述了互联网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抒发了自己的网络情结。此后，又多次向国家和市政府提出发展IC产业的建议。

　　国家发出2015年IC要达到32/28纳米，而叶迪生作为董事长的飞思卡尔强芯(天津)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已经在2013年率先实现了28纳米的设计。

　　他不愧是专家学者型的管理者，他高瞻远瞩的前瞻性和与时俱进的不断学习，都显现出他敢为人先的特质。虽然曾经贵为政府高级官员副市长，虽然曾经为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虽然曾经鲜为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虽然曾经三次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但是他最为看重的，而且一再强调的是，“我只是个归国华侨，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是纯粹的科技人员。当我完成了国家交办的一切任务后，卸任了，还去干我的科技事业，去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今，他像隐身人一样，官场不见了，媒体谢绝了，一心埋头于IC事业之中，希望为祖国的IC事业追赶和跨越世界水平尽自己的一点心力。

　　他是华侨家族的后代，祖父、外祖父、叔祖父他们早在清末年代，就在南非联邦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希望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他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的是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科技报效国家的梦想。他在天津生活、学习、工作六十多年，振兴天津也是他毕生的愿望。开发区、滨海新区是他永生难忘、曾经献身的开放之地。如今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已名列全国先进发达地区之榜。他不但是从事科技研究工作的行家里手，还是一位颇有兴趣的诗人和书法爱好者。他的诗、词、对仗韵律规范，情文并茂，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壮志情怀。想当年他曾写过的一首诗，谨录于此，以表他的心怀：

　　渤海波声震万方，云龙际会啸苍茫。

　　飞腾只为千秋业，崛起乃图百世强。

　　丽日经天凝紫气，大江流水润洪荒。

　　丹心化作凌霄志，北立神州一栋梁。

　　叶迪生口述李和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