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侨联概况 新闻中心 机关党建 参政议政 信息公开 文化交流 侨界风采 经济科技 权益保障
侨联简介 市侨联历史发展 部门设置及基本职能 本届委员会 基层侨联 直属组织 
您当前的位置 :天津侨联 > 侨界风采 > 侨界人物 正文
何炳林 陈茹玉
来源:   编辑: 卞铎   2016-12-07 00:00

  人物介绍:

  何炳林(1916-2007)高分子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广东番禺县沙湾镇北村人,1947年9月赴美留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1958年创建南开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和化工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分子化学科技人才,并在功能高分子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发明了大孔离子交换树脂,并对其结构与性能进行了系统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陈茹玉(1919-2012)化学家,福建闽侯人。1948年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有机磷化学及农药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有机磷化学方面,近年来在低配位磷化合物、磷杂环化合物及具有抗癌、抗病毒、除草等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的合成、反应机理以及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编著《有机磷化学》等专著6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伉俪院士——回忆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已于2007年和2012年先后去世,追思他们的生前事业和临终时的遗嘱,不由感慨万分。作为我父母那一辈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气形成的社会品质和气度情结,记录他们也可以追溯那个时代与祖国生息相关的风貌。

  相逢西南联大

  我的父亲何炳林1916年8月24日生于广东番禺县沙湾镇北村的一个中等殷实的家庭,在以往一些介绍材料里,都注写着我父亲是1918年出生,那是因为当年时局混乱,父亲为了夯实基础课业,到一个最好的班级去上课,此班的同学年纪偏小,故瞒了两岁。

  他是祖父的第五个孩子,从小充满活力,喜爱大自然,爱好划船、游泳,打篮球等运动。父亲早年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物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崇尚科学家的父亲从一些资料里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妇以及爱因斯坦,都是物理和化学两栖科学的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化学现象和体系为对象,大量采纳物理学的理论成就与实验技术,探索、归纳和研究化学的基本规律和理论,构成化学科学的理论基础。于是,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要深造化学的想法。

  我的母亲陈茹玉祖籍是福建省闽侯县,外祖父在天津的一个银行里供职。母亲1919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小学就读于天津市最早的教会学校——圣功小学。1931年,她小学毕业考试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同年,我舅舅也考上了南开中学。家庭的拮据经济状况,只能供他们一个人上学。母亲把家里的供给条件让给了弟弟,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读书资格,考上天津省立女一中(现在的海河中学),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这6年里,她的数学天才得以充分施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七七事变前,母亲考入了清华大学,但正值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入学。

  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那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华北大地,社会上兵荒马乱。母亲当时只有18岁,抱着科学救国的热望,软磨硬泡地反复劝说父母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后假托是傅斯年教授的外甥女,与教授全家一起乘船,取道上海,最后经安南的海防,再进入昆明。她刚下船,就遇到了日本兵的检查,恶狠狠地问道:“你的,到什么地方去干活?”母亲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到香港结婚去!”冲破重重险阻,终于顺利地抵达了云南的昆明求学。直到今天,她始终没有忘却当年“到香港结婚去”这一句巧妙的遁辞,使她冲过了她人生的第一道难关。她总结道:人生道路要过很多关口,但只要机智沉着,义无反顾,就会闯过去。

  母亲这一“结婚”的遁词也可以说是谶言。因为就在她南下的此时,长她3岁的父亲也正从广东的番禹县出发,离开了水乡故土匆匆西进,他的求学目的地,同样是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来学习化学。母亲原本是想报考数学系的,填志愿时,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恰巧在场,看了她的成绩单说:“国家这么穷,工业不发达,你的理科成绩这么好,应该学化工啊!”教授诚恳的几句话打动了母亲,她临时决定改学化学。姑且认为这是命运之神如同月下老人,让父亲和母亲成为同窗。他们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日子里风雨如晦。日军的飞机时常侵扰西南联大,有时一次就把四十多发炮弹,投向这个校园。国难当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正像林语堂所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强烈的爱国心,让我父母和同学们发出吼声:“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母亲曾说:“回首往事,西南联大给予我的教育永志不忘,由此确立我的报效祖国的决心永世不移。”

  同样的学习志向、同样的生活情趣,让父母越走越近,毕业五年后结婚了。从此,相携半个多世纪,直到生命的终了。

  矢志不渝报效祖国

  经过4年的学习,父母都毕业了。父亲曾短期工作过,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受到杨石先的赏识,成为杨老先生的研究生和得意门生而留校任教。又由于他办事积极、认真,大家推选他连任两年化学系秘书。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父亲看到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人民生活极其艰难,他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想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走“科学救国”之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正处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之中。他亲眼目睹当局的黑暗,而且所敬佩的一些同学因参加民主运动遭到迫害,这些同学大都是共产党员,他开始同情共产党,并自觉地参加到民主运动中去。为了帮一个地下党员逃离当局迫害,他拿出身上仅有的钱,倾囊相助。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返迁,我的父母双双以南开教员的身份来到天津,怀着“科学救国”而又对国家前途担忧的复杂心情,决心到美国留学。第二年,在杨石先的帮助下,父亲先行一步,因为母亲已经身怀六甲,只得留下待产。父母相约,生了孩子再相聚。父亲到美国后,在南加州大学就读,后转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一面工作一面刻苦学习。1947年6月17日,母亲生下来第一个儿子——就是我,为了照料刚刚出世的我,直等到我半岁的时候,才把我交给外祖母照看,然后与父亲在美国团聚。母亲在美国刻苦学习,为了筹集学费,坚持半工半读,暑期到芝加哥养老院当杂工。先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同年秋,又转入父亲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攻读有机化学。两人再次同窗共读,他们还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

  1950年,我的大弟弟出生了,可以想象,年轻的父母在异国他乡,既要读书做学问,又要照料年幼的孩子,真是够难的。为了不影响学习,母亲看到报纸上一个木匠的妻子刊登了一条启示:希望帮助别人带孩子。母亲就把弟弟寄养在她的家里。这个老妈妈对孩子很是周到尽心,两年后我的小弟弟出生了,也放在她家。两个弟弟和老妈妈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以致后来留学美国,对老妈妈竭尽反哺报恩。

  父母虽然身居海外十年,但固守中国传统,过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来了客人就一起热热闹闹,包饺子,做元宵、月饼、粽子;没来人就一家子安安静静,照例过节。

  1952年春,父母双双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导师非常欣赏我母亲的才华,推荐她为西格玛赛会员,并得到“西格玛赛”荣誉学会颁发的金钥匙荣誉。父亲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了芝加哥纳尔哥化学公司当科研人员,其水平和能力很受企业重视,两年后被提升为高级有机化学研究员,同时被推荐刊登在《美国科学家》人名录上。

  尽管父母的工作环境很优裕,待遇很丰厚,还是念念不忘贫穷落后的祖国,他们订阅了《华侨时报》,时刻关注着祖国的消息。通过媒体知道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建设人才,异常兴奋。在国内的杨石先教授也写信给父亲,介绍国家开始经济建设的情况,需要大批科学家,希望他学习结束后早日回国。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美双方正在朝鲜激战,这场战争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冰点。美国以原子弹威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下令不准在美国学习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违者罚款一万美金或判处5年牢狱刑罚。

  父母回国的愿望成了泡影,父亲只好暂时到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他一度将研究方向定为农药及用于水处理的药物。后来为在中国发展原子能,又将研究方向转为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提取核原料铀。他的才干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受到公司的重视,被聘为高级研究员。母亲在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新偶氮染料的合成及其应用于蛋白质结构分析的研究。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但都遭到阻挠,美国政府开出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给父亲一年加了三次薪水来做挽留。在美国滞留期间,母亲在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任研究员,可谓处于很高待遇的地位,但是“不管他给我多少钱,都留不住我们。”他们仍一直争取返回祖国。

  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美国政府的禁令都没能阻止父母对祖国的思念。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四处奔走呼吁,继续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并参加了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父亲后来被选入该协会的核心组。因此美国移民局多次对他们夫妇进行审讯,并明确表示不准他们回国。美国规定,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违者将判5年牢狱。在荣誉和享受面前,在威胁和迫害面前,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出国前杨石先教授的叮咛:学成回国!

  为了回国,这一代知识分子曾做过不懈努力。他们连续向美国政府递交申请书,多次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审讯,常去移民局申诉,护照也被无理扣留。因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1953年秋,父亲获悉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便约集十几位留学生,给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总理联名写信,每个人都郑重地用毛笔签名,请祖国帮忙。这封信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转给印度总理尼赫鲁,最后交到周总理手中。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周总理就留学生问题向美国提出抗议,美方代表国务卿杜勒斯开始矢口否认扣留中国留学生一事。美方说,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回去,不是我们把他们扣留了。周总理取出父亲等人写给他的信作为证据,击中美方的“七寸”,使其无言以对,不得不承认事实。1955年美国政府终于准许他们回国。返航的第一条船载着航天专家钱学森,第二条船上就有归心似箭的我的父母。

  就在归国轮船启航前,美国移民局还递给他们申请永久居民权的申请表,父母看也没看,就撕成片片纸屑扔进大海,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魂牵梦绕的祖国。这时,我已经9岁了,和母亲这一别就是8年,与父亲这才刚刚第一次见面。然而,父亲的慈爱很快消融了我的陌生。父亲少年时曾经学过叶问的南派拳功,有时也对我们略显身手,引得我和弟弟们好生赞佩。父亲对中国文化是颇有研究,有时周末,父亲高兴的时候,喜欢在家里背唐诗,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特别是他的书法功底深厚,在他小学的时候就是全校的书法第一名。因此要求我们也要横平竖直地写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劝业场的楼上,买了许多的字帖、仿影,使我受益匪浅。现在每当有人夸奖我写的字漂亮,总会感念父亲的栽培。

  父母对我们的兴趣志向以及日后所选专业从不干预,他们好像就活在自己的化学世界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偶尔周末有几位同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来访,就一起打桥牌。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时时有科学的诱导。譬如生炉子的时候,会告诉我们燃烧氧化的过程,这是让我永远怀念的慈父形象。我后来学化学,常常被人们以为是受了父母的训教而成。其实不然,我在上小学中学时数理功课总是一百分,但是后来觉得化学事关衣食住行,很实用,就选择了学化学。此时来南开大学讲学的美国教授很赏识我,就委托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邀我去美国做他的研究生。我到美国后,瞻仰了父母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更增添了我自力更生的信心。

  1956年2月,回到南开大学后,父亲立即着手组建高分子化学学科,仅仅两年,他成功地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要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包括用于从贫铀矿提取原子弹原料铀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资助400万元,父亲在南开大学主持建立我国第一座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化工厂,开创了我国离子交换树脂工业。该厂主要产品专供提取国家急需的核燃料铀。

  这一年,我国第一次发现了铀矿,当铀矿标本送到中南海,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铀。而下一个关键,则是能否从矿石中提取出铀。

  毕生贡献祖国科学事业

  “外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不会被欺负。”这是父亲回国的初衷。1956年父亲开始研制大孔离子交换树脂。1958年,接受第二机械工业部的400万元资助,父亲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南开大学化工厂,主要产品专供提取国家急需的铀。南开,成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工业的肇基之地。

  长期以来,父亲在原子弹研制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不广为人知。可当年的南开大学思源堂,父亲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却影响到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正因如此,1958和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父亲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1959年他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是年9月,周总理到南开大学时视察了父亲的实验室,与他长谈了半个多小时。

  1960年,父亲在世界上首次制出大孔离子交换树脂,为新型吸附分离材料——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鉴于这一成果有着国防意义的重要性,学校决定不予公开。而3年后,捷克科学家发表了类似的成果,被誉为“吸附树脂之父”。对这一世界性的荣誉归属,本该是离子交换树脂鼻祖的父亲平静地说:“那是由于国防保密的需要。我个人的荣誉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安排。”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欣慰地对我母亲说:“我们回来对了,报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64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父亲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原子弹成功爆炸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8那年颁奖,才揭开了何先生30年前幕后的秘密”,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史作清教授说,“这也是何先生回国后的第一个大的贡献。”这就是国防科工委1988年颁发的“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荣誉证章,是一向淡泊名利的父亲最为珍惜。

  回到祖国后,母亲在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有机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先后讲授半微量有机分析化学、有机磷化学、有机农药化学等,并从事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这一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前所未有的。她一面开课,一面筹建半微量有机分析室,并且将自己从国外带回的昂贵小型仪器和药品无偿地贡献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装备好实验室,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机分析方面的人才。

  1958年她兼任南开大学化学系农药和有机磷两个研究室的组织和筹建工作,担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和农药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国正规设立农药研究的开端。为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急需,她很快研制出对人畜低毒的敌百虫、马拉硫磷等有机磷杀虫剂,并在校内建成敌百虫生产车间,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好评。在她指导下,一些农药新品种相继研究成功,其中防治锈病的“灭锈1号”,这项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在农药上的一项空白。

  1962年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母亲作为农药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究。她一方面坚持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积极研制国家急需的农药新品种。 1965年母亲采用先进方法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个除草剂“除草剂Ⅰ号”,获国家科委颁发的二等奖。

  然而,十年动乱期间,父母被视为走“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场全民族的“浩劫”中被迫离开实验室和生产车间。由于留学经历,父亲受到冲击,被诬蔑为“美国特务”,饱受屈辱,曾有半年时间被关押,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我有时给父亲送饭,看到他在实验室的桌子铺着单薄的被褥,晚上打开被褥,蜷缩在一旁,生怕碰坏那些残存的仪器(大量的仪器都被造反者们砸坏)。我深深感到,虽然他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受到了挫伤,默默地忍受了心灵和肉体上的种种摧残和屈辱,身处逆境,但心里想的还是工作。

  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关注、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带队下厂去解决生产技术问题。1970年,母亲又潜心研制成功了防除野燕麦的新除草剂“燕麦乱2号”。1971年,父亲在《石油化工》上发表了题为《吸附与吸附树脂》的文章,推动了中国对吸附树脂的研究和发展,为后来的许多研究人员引用。现在吸附树脂也成为一类许多工业和科研领域不可缺少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像离子交换树脂一样,在父亲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外闻名的研究和生产多种高质量的吸附树脂的单位。

  有人劝父亲明哲保身,但他一如既往,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打抱不平,并尽己所能,为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求助者呼吁,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任何艰难。他一直怀着期待,相信昏暗只是暂时的阶段。即使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被打乱,父亲仍告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念书,求上进,年轻人耽误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一位青年教师曾问他:“您后悔回国吗?”父亲坚定地回答:“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要回来。”靠着不懈的努力工作和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他们终于熬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

  1978年父亲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父亲刚回国时,他的同事、南开教授陈天池就动员他申请入党,但是忙于科研的父亲,一心投入瓶瓶罐罐。通过打倒四人帮,三中全会的纠偏,62岁的父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那么大的迫害和冲击,很多人都怀有怨气,但父亲对个人恩怨从不放在心上。他认为耽误了这么多年,应该在事业上找回来。

  80年代以后,父亲在事业上得到很大的发展。198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1年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他的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使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1980年他担任了化学系主任,在全校第一个试行了党、政分工。1981年他兼任筹建中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将原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分成两个教研室和两个研究所,父亲任高分子研究所所长。1986年又将他1958年创建的南开大学化工厂并到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实行所办厂,促进了化工厂的生产和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教学、科研的发展,并于1989年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建立教学与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新体系”优秀教学成果奖。1985年,国家教委指定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支援新建的青岛大学,父亲兼任第一任青岛大学校长。

  除行政职务之外,父亲还担任了许多学术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常委,化学部副主任,并先后担任了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高分子化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科学》副主编、《Reactive Polymers》及《Bio-materials,Artificial Cells,Artificial Orgons》编委、中国生物材料和人工器官协会副理事长等,另外还担任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顾问。他的大孔吸附树脂技术成功地运用到医学领域,仅在天津南开医院就救治了许多垂危病人。

  父亲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8年他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化学化工在工业中的作用”会议,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发了言。通过与各方面的接触,促成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友好合作关系。1981年他去日本参加了中日高分子科学讨论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离子交换树脂的发展”。1982年去美国参加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会议,恰巧一名瑞士人的论文题目与父亲的报告题目(关于模拟酶的文章)相同,但在会上只让父亲做了报告,说明了会议的组织者对中国的重视和对父亲的尊重。1983年他负责筹备和组织了在天津召开的第五届血液灌流与人工器官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宣读了6篇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此后又去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1979年,母亲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81年任所长。后来,母亲又研究出合成除草剂“磺草灵”的新方法,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及研究优秀论文奖。1981年,母亲和她的科研集体研制成功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使大豆、花生等作物增产10%—30%。母亲在她的研究室中首先提出开展除草剂的QSAR研究,1981年通过鉴定的胺草磷就是通过先计算后合成的除草剂,因而获得了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促进了农药作用方式、毒理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母亲在对天然产物农药的研究以及创制新农药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她主持研制的大豆激素7841获发明专利权,已通过中试正式生产。

  近年来,母亲在含磷杂环化合物、含磷氨基酸、膦肽、糖基、核苷的磷酸衍生物及有机锗磷化合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合成许多各类化合物,发现其中某些化合物具有很高的除草活性或抗癌活性,并取得诸多重大进展。在胺基磷酸衍生物方面她的工作为国内外领先者之一,共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母亲在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对除草剂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定量关系的研究,以及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在她的研究工作中,“有机磷生物活性物质和有机磷化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荣获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硫代磷酰胺酯类化合物的合成及其结构与活性定量关系研究”198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含多杂原子有机磷杂环化合物”1990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含磷氨基酸及膦肽的研究”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5年获得光华奖三等奖;“近十年有机磷生物活性物质及有机化学研究”199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由她负责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为重点科研项目。

  母亲和其他同志一起编著出版《有机磷化学》《国外农药进展》《有机磷农药化学》《化工大全》等,为我国有机化学及农药化学宝库增添了光彩。此外,她还是中国化学会会员及国际主族化学委员会(ICMGC)主要成员。

  1980年11月,我的父母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时被誉为伉俪院士。一位是我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一位是我国农药研究的先驱,他们用勤奋、奉献的人生谱写了一曲科坛佳偶的爱情乐章。

  爱生如子桃李满天下

  父亲毕生致力于高分子学科的教育工作。自创建了南开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以来,他一直亲临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五门课程,编写并不断地补充、修改《高分子化学》讲义。他在教学中严肃认真。在他花甲之年的时候,由于地震的影响,他亲自指导的4名学生被安排在两公里之外的化工厂做毕业论文,他几乎天天步行到厂去指导他们的实验,审核他们的实验数据。有一个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时,有人对其中个别数据提出了怀疑,他安排了两名副教授对该研究生的8本实验记录进行核查,在弄清确无弄虚作假的情况后才决定授予他硕士学位。1982年以后,父亲专心致力于研究生的培养。到1992年为止,他已为国家培养了94名研究生,其中有18名博士研究生和2名博士后。

  考虑到科学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父亲在研究生的培养方向上特别注意相关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将研究生学习的课程与毕业论文的选题扩展到与高分子化学有关的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所招收的研究生也由高分子学科扩展到化学系的其他学科,生物系的生化、微生物、生物物理,化工和医药等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能够承担一些边缘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才。

  父亲受杨石先先生影响颇深,继承了他公正认真、爱生如子的风格。父亲说过:“我很尊重杨校长。他怎样教我,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还说,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都受到很好的爱国教育,他也把这种教育带给了几代人。

  “文革”后父亲担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十年动乱过后,学人们还在擦拭伤痕,诉说悲愤,而父亲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网罗人才、集结队伍,早起步建设高分子化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走在全国高校的前面。“南开化学”名扬国内外, “他是泰斗之一,中国的高分子化学不能没有何炳林”,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说。

  父亲培养人才很有前瞻眼光。他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把青年教师送到国外大学进修,并选派新毕业的学生,以留校教师的身份由学校派出去念学位。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断档的人才缺口很快就补回来了。

  一生发表了800多篇论文的父亲曾告诫学生: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没有应用,论文能有多大价值?学生和同事们说,何先生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还是伟大的团队领袖。他有魅力、有能力把大家聚到身边,形成强有力的团队,单枪匹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他爱才如命。“文革”后百废待兴,他从全国各地选才,一听说这是个有能力的人,就非常努力地将其调来。1963年从南开毕业的蔡敦盛,21年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父亲,让他惊讶的是,老师一见面便准确无误地喊出自己的名字!2006年,蔡敦盛又获悉,父亲在28年前恢复高考之初曾亲自到他工作过的工厂,打听他的下落,希望他报考研究生。

  父亲的学生回忆他在实验室如同带兵,非常严厉,迟到早退,操作烧瓶不合要求,一律不讲情面批评,即使学生的学生在场,也毫不客气,让人记住这次教训。但是父亲从不以长者权威自居,霸道专断,而是风格民主。实验中,张全兴提出不同于老师的思路,父亲常常回答,“我尊重你的意见,你们在一线,了解情况,我收回我的观点。”

  高分子所的宓怀风教授三进南开大学,最近一次是1998年,在回国和继续留在国外工作之间犹豫。就在宓怀风教授从外边会客回来,即将赶赴机场时,发现我父亲静静地坐在那等候,为他送行。82岁的老人等了20分钟,宓怀风感动极了,发誓“无论如何要回到先生身边”。新时期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八兄弟”之一的于燕生从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归来,父亲亲自到机场迎接,甚至发话,“书记、校长都应该去接。”

  1978年,学校百废待兴,父亲从四川请来有才华的南开大学毕业生、中年工程师李效白,学校住房紧张,父亲把自己孩子的住房让给他。只要是可培养的国内外人才,父亲千方百计请回来,亲自去各部门协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学生们称他是“高效率的政治工作者”。5年后,李效白因病去世,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刻骨之痛,给在旁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过花甲的南京大学教授张全兴,从南开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多年。他还记得那些年,父亲经常夜里从南开大学东村的寓所打着手电筒,到自己居住的北村讨论工作,归去,已是繁星满天。1985年,张全兴调到江苏,恋恋不舍的父亲、母亲设家宴为他饯行。两位老师下厨各做了两道菜,一口一口为他上饭夹菜。父亲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仍将张全兴列入获奖人之列,排位第二。张全兴打电话要求把自己排在后面,父亲坚决不答应,说:谁做的工作多,谁就排在前面,不能论资排辈,也不能因你调走就改变。

  2005年年末,天津市将科技重大成就奖授予了父亲。他坚持认为这个奖不属于个人,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委托秘书把奖金分给大家,无论这个人是否仍然在校。他把名单手写在一张南开大学信纸上,名单不是一次想出来的,而是补充了好几次。

  父亲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栋梁之才,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有的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们与恩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朱晓夏说:“何先生对学生有信必复。这些年来,与先生通了几十封信。我多次搬家,这些信也从一个城市,跟到另一个城市。”父亲寄给学生的信中,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他们报效国家的期待。上海籍教授宓怀风曾师从杨石先和我母亲。1982年,已在家乡获得职位的宓怀风,接到父亲来信,希望他能回南开服务。于是他携妻子到我家拜访。父亲非常和蔼可亲地询问他的要求,当场表示解决。在我父亲的感召下,宓怀风毅然从家乡来到南开。父亲又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出两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使宓怀风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父亲招收的第二个博士后、市经委副主任李朝兴说,何先生是学者更是学人,是导师更是恩师,是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是他“父母一样的导师”。

  隆冬的早晨,高级工程师李平英的父亲去世了,我父母闻讯后,穿过校园步行赶去慰问他,李平英全家感动得哭了。1990年除夕之夜,父亲的博士生王莉独自在天津过年,父母老两口带着自做的菜肴送到她的宿舍,让她感到回家的温暖。

  在南开大学里,母亲关爱学生、心系大家成长成才的情怀常馨,但也素以严格著称。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尊称母亲为“陈先生”,以示对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她倾心的爱戴和由衷尊敬。母亲总是说,我就是一位教师,教书是我的工作,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于不能达标的研究生她果断地予以结业处理,打破了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率的惯例。

  母亲不仅为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培养出一批技术强、水平高、素质好的科研队伍,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农药方面的人才,已培养出硕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14名和博士后2名

  我们兄弟三人均已成家立业,这让父母很放心。我建议父母用多年积攒的各类奖金设立一个奖学基金,用以鼓励那些需要的好学生。2005年新年,父母做出一个决定:拿出40万元,在他们曾任所长的高分子所和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分别设立20万元奖学基金,资助“爱国、功课好、家境贫寒”的学生。其中“爱国”是第一标准,父亲在接受《南开大学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

  鞠躬尽瘁一生献给了南开

  父亲的成果是用生命换来的。年富力强时,他一天工作16小时是常有的事,事情没有做到最好,他不会停止,不会歇脚。在暮年,父亲仍马不停蹄地同时间赛跑。2001年之前,父亲每天早晨和午后都准时工作。2001年秋,他在思源堂的楼梯上重重地跌了一跤,躺在医院里,心肺功能开始下降。他曾说:“我现在的体质弱,跟年轻时候的过度劳累很有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我们那么肯吃苦。”

  他用生命奠定两大科学领域,缔造一个产业,这在科学界是非常罕见的。

  父亲在65岁高龄的时候开辟新的事业,中国人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出自南开大学。如今,中国在生物应用材料上已跻身强国之列,后人将永远铭记这位奠基人。

  研究方向扩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父亲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

  父亲的工作大都具有开创性,将离子交换树脂从实验室送到生产线,从军用拓展到民用,从工业用途拓展到生物医学领域,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率领南开大学化工厂把离子交换树脂生产技术无偿推广到全国,所有大的树脂生产企业都到南开学习,这在许多行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离子交换膜法制碱引发了我国氯碱工业的一场革命,弱碱树脂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烯烃水合催化树脂使我国的合成樟脑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脱色树脂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菊糖生产国和出口国……据估计,父亲的研究成果直接和间接对国家的贡献在30亿元以上。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惟一无须引进的技术,并且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2000年,84岁的父亲以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荣获美国杜邦科技创新奖。这项荣誉,奖励的是在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创新并在应用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成果。一位英国科学家,称赞父亲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在同事们看来,父亲在家庭中有3个儿子,在事业上却有4个“儿子”:高分子所、重点实验室、化工厂、合成化学公司。这4个“儿子”对父亲来说,是比亲生骨肉还重要的生命线。我们弟兄3人都在国外发展的时候,平时只能电话问候,曾经多次劝说年迈的父母移民美国,享受天伦之乐。父亲摇头说:“我们的一生,都献给南开了。”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南开领导建起了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人才和成果在全国影响深远。就在他去世前一两个礼拜,他还在考虑高分子所、重点实验室的发展问题,这是他一生的牵挂。

  年迈的父母是我们的牵挂,我于2006年回国,很想能够照料父母,但是由于正值工作旺季,没能依偎在父母膝下,直到父亲病重才在病榻前陪伴几天。父亲与我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讲了广东家乡的风土人情,讲了他年轻求学的经历,讲了……我深深地理解了“尽孝不能等待”这句话的内涵。2007年4月27日,我母亲摔了一跤,住进医院。父亲变得情绪沮丧,食量减少,开始咳嗽。夫妇俩向来是一方住院,另一方陪住,他便也要求入院检查,在检查时查出肺纤维化,原本计划输液一两个礼拜就回家。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父亲的呼吸突然出现了问题,7月4日凌晨4时55分,父亲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天,享年91岁。

  父亲去世一年后,由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系李军教授创作完成一尊我父亲的青铜塑像,摆放在思源堂。塑像高1.08米,基座高1.40米,。塑像中的父亲惟妙惟肖,目光安详,仿佛正在思考着科学问题。思源堂是他创立高分子所的地方,蒙民伟楼是高分子所现址,实验楼原址曾是他归国之初的工作地。父亲的故乡广州番禺沙湾文化古镇衍生堂建成了“中国科学院何炳林院士纪念馆”。日前,我陪李军教授将父亲的复制铜像送往此地,放置在纪念馆里,底座书“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何炳林”字样。

  母亲在1982年得到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天津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证书;1983年,又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证书;1990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为表扬其对国家科技事业的特殊贡献,特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0年国家教委为表彰其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著为其颁发了荣誉证书。1989年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份子奖状;199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其“优秀归侨、侨眷”称号。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其一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为了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2009年,母亲获得了“建国60周年中国农药工业突出贡献奖”。而且,收到英国皇家化学会颁发的证书,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这既是作为献给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的一份贺礼,也是一份给母亲90寿诞及教师节的一份有意义的礼物。英国皇家化学会成立于184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化学学术团体,也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国际权威学术机构之一。

  自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3月11日3时45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父母的骨灰目前都放在北仓的公墓里,家人们的一家都会常去凭吊,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父母走了,但是他们设立的奖学金仍在资助南开学子。那是无声的留言:至死不渝支持南开!

  何振民口述姜桂荣整理

 
 
网站地图 丨 联系我们
主办: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津ICP备05008602号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35号河川大厦A座13层
电话:022-23311008 E-mail:qlbgs2009@163.com 邮编:300051
技术支持: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