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母国光(1931年-2012年)辽宁锦西人。著名光学家、光学仪器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光学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大学国际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职，先后担任中共十二大代表、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市科协主席。

　　伟业久住光照世间

　　我叫池圆香，是母国光的妻子。我的原籍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父母都是在印尼万隆的爱国华侨商人。高中毕业的时候，看到印尼没有中文大学，上印尼的大学要改成印尼地方的名字，我们当然不愿意。1952年回到祖国后，我考入了南开大学的生物系。后来有些同学纷纷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去了，只剩下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母国光当时是辅导我们物理的老师，常常来看望我。放假时，就邀请我同去他自己在北京的父母家去看看首都的风光。1955年的国庆节，我们结婚了。

　　我的先生母国光院士长期从事光学及应用光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辛勤的耕耘，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折射出智慧的光芒。他致力于天津光学工程学科的创建及发展，先后设计、研制了多种光学仪器;编写的《光学》教材，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培养的学者遍布海内外。

　　无条件地服从祖国需要

　　母国光1931年1月出生于辽宁锦西，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父母为他取名“国光”，意在为国争光。也许是一语成谶——为国家研究光学，日后成为他的终身事业。

　　母国光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因此而得到教会的资助能够进入学堂。母国光一入学就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1944年以锦州考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锦州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第二年秋转到沈阳中法中学读初二，被学校认为可以破格速成的人才，一年后提前让其升入高中，1947年转入北京盛新中学，194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大学物理系。

　　在一次讲座中，母国光院士通过回忆自己坎坷的童年和艰难的求学之路，向同学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时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困难和艰辛。也正是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一批刻苦钻研、不懈努力，拥有炽热爱国心和强烈求知欲的科学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母国光的求学道路是很艰苦的，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很困难，每年供他上中学时的三袋面粉的学费都难以承受。当时父亲因为家庭负担太沉重，自己很艰难，认为农家孩子念那么多的书也没有前程，所以希望作为长子的母国光能早日弃学养家，成为家中经济的顶梁柱。而开明的母亲一家却异其趣，很支持母国光读书，而且对他抱有很大期望。母亲起早贪黑地操持家务，亲手为母国光做几件穿得出去的衣服；舅舅给他买的一双胶底鞋，那时对母国光已经是很“奢侈”的享受了。也正是这种困难的条件和生活环境，促使他奋发图强，从小就立志刻苦学习。他严格要求自己，养成了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品德和百折不回、顽强拼博的精神。同时，这种童子功的达练装备了他“腹有诗书气自华”。

　　母国光1949年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学习，因他的成绩优秀，又因学校的师资需要，1952年提前毕业留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我年轻的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母国光刚毕业的时候，处于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时期，科学技术领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美国的原子弹当时是独霸世界的，对于物理学科的士子们来说，都有一颗赶英超美的雄心，愿意在核物理、原子核方面做出研究成果，所以大都考虑要去攻读的是核物理。

　　1954年，南开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成立了光学教研室，领导指派母国光去学光学，从个人志向讲，这不是他十分情愿的事；但是从国家需要讲，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当他真正入了光学大门之后，便使他的生活打开一个光怪陆离、丰富璀璨的世界。“每往前走一步都感觉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做的工作有人需要，会受到认可，你就感觉到很高兴，之后就越来越有兴趣了。所以说我走光学这条路是因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才走上这条路的。”尽管光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从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高尖端科学都离不开它，这正是光学的魅力所在。母国光忆起当初进入光学领域，回味无穷。

　　在光学事业中大展宏图

　　“我的大半辈子是很幸运的，遇到很多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不论小学、中学、大学老师都给我很深的影响。”投入到我国刚刚开创的光学专业，在这些优秀的老师们的亲授下，母国光更是如虎添翼一发不可收拾，在光学领域中，羽化修成、锻炼钢就。母国光在沈寿春教授(北京大学毕业)的带领和指导下，先后排设普通、中级和高级光学实验，辅导光学课和习题课。作为助教的他把沈寿春尊为慈父一样的严师，学到了严于律己、广猎学术的做人、做学问作风。

　　为开设应用光学课，1956年至1957年母国光被派往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进修。在著名光学专家龚祖同教授和王大珩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光学设计、光学仪器理论和光学测试等应用光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

　　龚祖同院士是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回来的，中国第一个搞应用光学研究的先驱。为了培养母国光，给他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他全面掌握这门知识，龚祖同教授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关照这位优秀的弟子。

　　王大珩教授是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的科学家，1948年回国后，是我国光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和光学事业的领导者，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所长。他的工作精神和对光学事业的热诚，以及对学科发展的卓识远见，都给了母国光很大影响。

　　进修结束时，龚祖同教授在给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江安才的信中说“有母国光这样的年轻人，光学有希望”。

　　母国光回到南开大学任物理系讲师、副教授，并兼光学教研室主任。他开始讲授光学、应用光学、光学仪器理论、光学设计、光学信息处理、全息术和现代光学工程等一系列光学课程，这一年，刚届满28岁母国光，见到了来南开大学视察的周恩来总理。

　　当时母国光正担任人造卫星观测站天津站长。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卫星观测情况。他向总理一一汇报了观察人造卫星的效果，并认真聆听了周总理对他和其他教师，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谆谆教导和勉励。总理与母国光交谈的画面，被摄影记者纪录下来，至今那张有历史意义的合影照片还挂在家里，每每看到它,都成为他为我国光学事业奋斗的动力。

　　周总理的嘱托——对科学家的要求是重如泰山的信任，也是如履薄冰的责任。从此，母国光不负众望，全身心地投入到光学研究和教学中。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直到子夜时分才入睡，如果遇到攻关项目那就得日以继夜了。他几乎没有休息日，就是节假日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

　　1958年至1966年他在南开大学物理系讲授“光学”等课程的这段期间里，还与国家一机部仪表室合作，自行设计并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谱析钢仪，并在天津光学仪器厂投入生产，成为天津光学仪器厂的支柱产品，使该厂由一个油印机厂升为光学仪器生产厂，产品销售国内外，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另外，这项技术填补了我国该产品的空白。

　　1964年，母国光在沈寿春教授指导下编写的《光学》后来成为全国各大学普遍采用的教材，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他还率先在国内开展干涉调频分光技术(傅立叶光谱术)的研究，获得重大成果。

　　铁肩扛鼎不负众望

　　众所周知，那场“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教育界的干扰伤害是何等严重。在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过的”，那时候母国光正在“劳改”——烧砖窑里面做火头军，给大家做饭呢。1970年的一天，一辆军车开到砖厂去找母国光，说国防公办来人找他。

　　原来是我国从日本奥林巴斯公司进口了一千台SZ—111型双目实体变焦显微镜，但是这些东西一来到我国四机部801库(在天津)验收，发现有严重色差质量问题，于是向日方提出改进意见。日方拒不接受意见，不承认质量有问题，而蔑视我们不懂技术和不会使用。为此，相关部门就跟日本人打官司。我们说你的不好，日本人说你不会用，双方有争执，需要用技术检测来说话。为此军车来接走母国光，并成立以他为首的技术专家显微镜质量鉴定小组，进行鉴定和谈判。经过三个多月的理论分析和大量实验、测试工作，从技术上有理有据地证明了仪器本身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并指出产生严重色差的原因是由于显微物镜的设计色差校正不完善以及加工装调的同轴精度不高造成的。日方无奈不得不承认质量问题，并给我方补偿。他的工作不仅为我国挽回了上百万美金的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使外国人不可蔑视中国的科技力量和水平，真是为祖国争了光。

　　70年代初，我国开始研制彩色电视的全国会战，母国光任全国彩色电视攻关天津技术负责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还较严重，他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还受到较大的压抑，但是他为振兴我国科技，依然以极高的热情和责任感，在当时缺乏和国外技术交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带领科技人员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努力，设计了彩色分光系统、变焦距物镜等，并独立设计研制成彩色显像管涂屏用的专门光学校正镜,解决了一系列设计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在没有国外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自主设计研制，为我国彩色电视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一回到讲台，受到过很大冲击的母国光就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仍然坚持讲授《光学》和《应用光学》课，并带领学生开门办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次到工厂和研究所作毕业设计，解决一系列光学设计和光学仪器上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取得多项成果。特别是让他参加了“三电(电话、电唱机、电视)会战”，他说，我作为接受改造的对象，能够参加全国性的科技会战，只许成功，向国庆节献礼。

　　1975年他带领年轻教师和十多名学生到西安光机所进行毕业实习近半年,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住在简易平房里，时任西安光机所所长的龚祖同先生拟安排他住条件好一些的招待所，他坚持与其他年轻教师和同学同吃同住，每周伙食仅能凭票吃两次细粮,但他仍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每天工作到深夜。同志们说他“没有节假日概念，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结合西安光机所的实际科研任务，他讲授光学设计理论并指导设计工作，成为我国变焦距物镜的领先设计者，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光学设计人才。最终他付出的艰辛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同志们对他的尊重与爱戴。

　　1976年他深入天津电影机械厂，带领教师和厂里技术人员，为解决该厂的主导产品电影放映机的光能利用率低以及银幕照度不均匀问题，主持设计了电影放映机的投影物镜和“锥轴深椭球冷反光镜”，这一创新性的设计使光利用率一下提高了250%，解决了照度不均匀性问题，极大提升了东风牌放映机的产品档次，使其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赢得了天津光学工业界的赞誉。该成果获天津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百废待兴。母国光晋升为副教授，更加焕发了为祖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高昂热情。厚积而薄发，登高之博见，他确信光学信息处理是信息光学和现代图像科学的前沿，开始在我国率先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1980年至1981年他任兼职教授和访问教授，到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和阿拉巴马州的阿拉巴马大学访问及合作研究，与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F?T?S?Yu教授、刘华光教授一起进行白光信息处理的开拓性研究。他们合作发表的《白光信息处理的现代进展》一文，是一篇从事白光信息处理研究的指导性学术论文。他们还合作发表了《彩色胶片的存贮和彩色恢复》等论文，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荣辱不惊稳操战功铁券

　　1981年从美国的密执安州立大学访问回国后，他又率先系统、深入地开展白光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成功地直接用黑白胶片做彩色摄影。杨振宁博士目睹了此项技术的演示后，称之为“活物理，真是妙极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物理学家称赞“这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光学实验”。1983年他晋升为教授，任物理系主任。1984年，母国光创建了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就是这个所在母国光的领导下承担了国家多项科研任务，可以说在光学领域里不愧荣膺道义资格和胜操战功铁券。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个研究所已取得显著成绩。该所有光学和光学工程两个博士点，2002年被评为“光学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同时该所设有教育部“光电信息技术科学重点实验室”。迄今已培养博士157名，硕士324名，有光学信息处理、光谱学、激光应用、光电子学和光纤通讯等研究方向，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一千多篇，获国家级和部委级科研成果三十多项。该所1996年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模先进集体，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使光学所成为我国培养高级光学人才和科研基地，在国内外光学界颇有影响。2005年，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成立5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SPIE光学科学工程教育奖”，以表彰该所在光学、光子学及相关领域做出的长期的有潜力的贡献。同时获得此奖仅有少数几个国际知名大学。

　　母国光领导的课题组取得的“白光光学信息处理的基础研究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获得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该成果首先提出在白光光学信息处理系统中用色度值作图像的加减运算和微分运算，首先提出5种新的光学编码技术，即散斑编码、三色光栅编码、傅立叶频谱间干涉编码、单色调屏脉宽编码以及银盐干板漂白位相编码。他与其他单位共同研究的“位相型图像假色彩化”成果，1987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这些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1987年美国光学信息处理专家F?T?S?Yu教授说：“在过去的5年中，我密切的注意母国光教授领导的南开大学光学所的进展，我发现他们的研究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在光学信息处理方面尤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ardinal Warde教授说：“贵校光学信息处理领域的工作给人以深刻印象，白光处理实验室和技术在设计上是属世界最巧最好之列的”。

　　母国光不仅注意基本理论研究，更重视开发应用研究。他领导的课题组研究成功的“用黑白感光片作彩色摄影技术”，1989年获中国专利局的发明专利。在该技术中，发明了一种全光学色编码器件——三色光栅，将它置于照相机底片前的片门处，可将拍摄的彩色图像编码记录在黑白底片上，在彩色图像解码仪中通过傅立叶变换和频谱彩色滤波可将黑白编码片再现彩色图像。

　　他带领课题组经过近10年的刻苦研究，经数百次实验，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联合国内的光学工程同行，使之实用化。它与彩色胶片摄影的本质区别是：不是用有机化学染料记录彩色信息，而是用空间调制的物理方法记录彩色信息，无褪色问题。实现了用黑白底片作彩色摄影的重大突破，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观看演示后赞不绝口，称之为“活物理，非常巧妙”。国内外许多著名光学专家参观了实验，认为是国际领先水平。

　　他主持研制的由彩色编码相机和彩色解码仪构成的光学信息处理机，获得1992年的国家发明二等奖，被誉为我国1991年的十大科技新闻之一。也就在1991年，母国光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1995研制成功的“数字彩色图像编码及频谱滤波仪”，获美国专利。该技术使彩色图像的编码和解码向数字化处理迈进一步，即可由计算机数字化运算将黑白编码片解码，再现彩色图像。

　　1997年他领导的课题组与其他单位合作，根据上述二项专利技术研制的大幅面航空侦察光学信息处理系统，通过技术鉴定和军工产品设计定型。该成果被认为是属国际领先水平，是光、机、电、计算机一体化的高科技设备。在航空侦察摄影、遥感和彩色档案存贮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该成果2000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之后，由他作为技术总指导，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与南京3304工厂和成都209所合作研制成功远程机动数字照相侦察、传输、处理系统。该系统集成了大量光电方面的前沿技术，长焦距宽光谱高分辨力数字照相技术、光电编码测角技术、图像处理软件技术、大容量高速无线图像数据传输技术、激光测距和GPS定位标绘技术等。2003年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和军工型号装备设计定型，装备部队。现该成果除满足军需外,已辐射到彩色数码相机领域和大学的高等物理实验课中。

　　献身教育事业重在人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蓬勃发展，人才的需要越来越紧迫。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然而由于十年“文革”使人才断档，高校本身的师资力量也严重匮乏，能有望在学术界站在国际高端的人才可以说是一种奢望。

　　母国光1985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主管科研；1986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任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在任校长近十年里，他为南开大学长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说：“一个大学，有人才就有基础，有基础才有未来。把师资问题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样才是正确的路子……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些优秀的教授，这个大学就算不上优秀。怎么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派出去；二是请进来。”面对这样的局面，南开大学在加快自身教学科研水平提升的同时，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从国外引进高素质人才成为那时高校的一个新课题。国门大开，校门大开，中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国际对接的工程从此拉开了序幕。

　　那时南开大学已经送出一批批访问学者，通过“中国留美学生项目”，派出了很多化学、生物专业的青年学者去国外进修深造。在如何请进来即引进人才方面，南开大学做了很多突破性的尝试，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聘任陈省身创办数学所。南开大学的另一项创举是1987年创立了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这是国内综合性高校建立的首个物流研究机构。创立人是联合国高级顾问、哈佛大学博士桑恒康教授。

　　作为一校之长的母国光，把为专家们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事。为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母国光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事严格说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为了能够聘任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他和他的同事们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了叶先生家在北京的一些产业问题。还有杨振宁点名要调兰州大学葛墨林来，想培养他，兰州大学不放，母国光几经周折终于把他调来了，一直从事杨振宁先生的理论物理科研工作。他广聘名师，陈省身、杨振宁、杨叔进、桑恒康等知名学者出任南开大学若干研究所所长或学术带头人。聘请李正道、李远哲、吴健雄、袁家骝、基辛格、韩素音、金大中等国际知名学者或人士担任南开大学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与国内外进行广泛长期的学术交流。

　　母国光从事光学教学工作已60年，学生不计其数，他培养和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已有数十名，遍及海内外，许多已成为当今世界光电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新秀。其中有荣海生博士，在国际首创硅激光器,获得美国50杰称号；梁俊忠博士，国际上率先提出人眼波前象差精确测量方法,从而推动了新型激光眼手术的视力矫正等。

　　他在我国率先推动光学工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与王大珩院士一起建议将光学工程设为国家一级学科获得到批准,为全国光学工程培养高级人才和在大学发展光学工程和光学技术科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空间并与国际接轨的条件。1993年至2005年，他继王大珩教授担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1994年当选为国际光学学会副会长后，更加关心我国光学事业的发展，为发展我国光学事业出谋划策。他广泛开展我国与国际光学界的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的主张十分奏效。期间他协同王大珩院士多次代表中国光学学会在国际光学学术会议上，介绍我国光学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组织在我国召开多次国际光学学术会议，邀请许多国际著名光学专家来我国访问和讲学，积极参加和主持国内外光学界的学术活动。

　　他曾担任1996年和1998年两届国际光电学术大会的主席，并在1998年主持了国际光学委员会(ICO)在中国的首次专题会议，取得圆满成功。2005年他又在长春主持召开了ICO第二十届年会，使之成为ICO成立五十多年来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年会。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光电信息产业和我国的光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上任南开大学校长伊始，母国光深刻地认识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他提出建设综合性大学、现代化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思想，在保护和巩固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对基础学科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成立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新的科研院所，发扬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进行“给学生更多选择自由”的教育改革，学生可以转系、转专业，修双学位，可以提前毕业。

　　母国光坚持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更提出:“根深叶茂,本固枝荣”，使学生能较全面的发展。他在座客天南大讲堂之院士论坛时，做了题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精彩讲座，就有关科学精神和学术创新与在场研究生进行了交流。

　　母国光的教育改革成绩斐然。1988年，南开大学被国家教委列入了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院校。1995年5月母国光主持并完成了南开大学进入国家教委第一批“211工程”的立项预审，成为大学国际联合会(IAU)中具有常务理事会席位的第一所中国大学。由于他在教学科研上的突出成就，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他“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7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1990年国家教委授予他“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研工作者”称号，1995年获国防科工委“光华科学基金”一等奖，以及1998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1995年8月，母国光卸任校长职务，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并以现代光学研究所为基础，营造为21世纪培养新一代光学人才的基地，建成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回忆自己十年大学校长的职业生涯，母国光这样说：“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就是要给全校做出表率，校长不是官僚，要既做学问，又做管理，我没有虚度那接近十年的时光。”

　　实现民族产业化的强国梦

　　我比母国光小两岁，在家里是父母的第七个孩子。随着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活条件要比国内优越得多，他们希望女儿和女婿回到膝下，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被母国光婉言拒绝了，“我是祖国培养出来的，我的事业在国内，不能离开。”母国光是个对金钱物质都很淡薄的人，工资一直由别人代领，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结婚以后，由我管理家务，但是每逢和他谈及家里的经济问题，他总是说，全权由你掌管吧。

　　夫唱妇随，我表示坚决留在丈夫身边。我曾经在2002年回到印尼探亲，亲眼看到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华侨的精神风貌是那样的扬眉吐气，亲友们纷纷向我问询国内的情况，大家听了我的讲述都感到为祖国的发展而骄傲和自豪。

　　我深深感到，过去海外华侨之所以被欺辱，就是因为祖国可欺——“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全力以赴地支持母国光的事业，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多奉献和牺牲。我就像个免费保姆，做饭烧菜洗衣服，样样家务都是我来操持；又像个带薪的秘书，以比较熟练的计算机水平帮助母国光处理电子文件。

　　20世纪是电的世纪，21世纪是光的世纪，谁掌握了光学先机，就抓住了发展的先机。谈起民族产业，母国光院士心情很沉重，他说我们光学实际上并不差，我们所需要的基本事情自己能解决。不管军事上的，国家层面的需要，我们基本上能自己做，但不是领先。从产业方面来看，现在什么都要买人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落后的。比如说数码相机，虽然国内能国产，但里面的专利用的是别的国家的专利。光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长远的学科，他关系到国家的自主产权和发展。现阶段，我国的光学发展还有待提高。

　　“东亚病夫”——中国这个屈辱的国际绰号，一直是母国光心里的最痛。他指出，实现民族的产业化发展，最重要的是端正发展观念，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全局。首要的是加强民族知识产权的创新，这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大学要加强基础教育的培养力度，只有有了很好的基础才有发展的机会；其次企业应该有意识投入到技术开发，在研发上面加大投入。

　　2007年，母国光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人生》栏目专访时，主要畅谈了以科技强国的三点内容：第一，当代中国的繁荣昌盛。通过列举两弹一星，神州五号，神州六号，航天登月，摧毁报废卫星等事例，不仅表现了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第二，现今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虽然我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值得自豪，但我国在很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需要我们年轻人努力奋斗。他强调，国家一定要有自主专利，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同学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引领，审时度势，谋求发展。

　　第三，国家教育的重要作用。未来的经济是以“知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国家富强靠科技，科技进步靠教育，“科教兴国”在新时期的中国依然赋予了重要意义和作用。如果没有教育就没有科学，没有教育就谈不上知识的创新。

　　母国光还指出，现在常听一些人说：“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殊不知广大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和国家的兴旺发达的根本大计首先在于发展教育……调动社会各种办学力量，充分发展高等教育，是富国兴邦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建设，是满足人民需求和提高人民素质的根本途径。于政府为德政，于人民是万福，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为了严肃教育的纯洁性，他提出，“凡考试作弊者，一律勒令退学”。结果，对6名“以身试法”的学生全部“勒令退学”。为了“治病救人”母国光事后分别给这6名学生写信，语重心长，希望他们从头再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均撰文称赞“南开学风，堪称一流”。

　　谦受益并格物致知誉中外

　　谦虚谨慎的母国光一直把“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尽足自己的本分”作为自己的处世根本。这是他陪同陈省身被江泽民接见的时候，听到陈省身说的一句话：“任何一门科学都重要，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做的最好！”很受启发。他说：“要感谢南开对我的培育，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功绩，那就是陈先生说的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做的最好，然后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其实这一直是我的原则。”

　　杨振宁教授七十寿辰时，母国光曾出词请启功先生为杨振宁写了一幅对联，“形骸已与流年老，词句尤争造化工”。表达了母国光内心深处永争上游的信心和勇气。

　　申泮文先生90岁生日，母国光送给他一幅字，这样写的：“允公允能、培育英才，格物致知、誉满中外，一代宗师、德润南开，高风亮节、吾辈最爱。”这是两位教育家的共识，也是他们终生的追求。

　　母国光每天坚持阅读，看参考消息等报刊了解时事、紧跟时代步伐，关心国家大事。他说：“人老了但心不能老。我抽时间阅读一些杂书，活跃思维的同时也让自己换一个角度思考人生和社会。”

　　作为“南开老人”,他走下校长的岗位后,依然关心学校的发展建设,更加关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2003年,他受中科院学部咨询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关于“科学教育改革”的咨询课题的工作。经过大量的调研与咨询,完成了《关于改革我国大学理工科本科生基础科学教育的意见》的咨询报告,由中科院报送上级。他十分重视基础教学和本科生教育，他筹建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的光电子科学系和教育部光电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拓了理工结合、强强联合的创新教育模式。

　　为充分发挥作为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母国光不仅诚挚地担任天津市科协两届主席,而且还多次担任大型学术会议的主席,例如主持中科院每年一次的光学科学前沿论坛以及在天津召开的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如“2009年天津视光学国际会议”、全国第十四次光纤通信及第十五届集成光学学术会议等，即便是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仍然竭尽所能的支持和参与；如2008年中国光学学会年会在泉州召开,他仍以录像的方式做题为《我们的榜样和骄傲—王大珩》的大会发言,感人至深。特别是2010年在天津举办的中国光学学会年会，尽管他一直在医院进行休养，但他仍然十分关心会议的筹备工作，不顾身体条件，会前专程前往会场视察大会的准备工作，坚持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做发言，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极大的鼓舞了全国的光学科技工作者。

　　母国光多次受到奖励，是不胜枚举的。多年来孜孜不倦的献身我国科技事业，为天津市和地方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9年他获得“感动天津海河娇子”荣誉称号；2010年，他又获得“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评选，对被授予者只授一次，为终身荣誉。

　　母国光，八十岁时仍然奋战在他终生热爱的事业中，还坐着轮椅参加了全国院士大会。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一家人。现在，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工作，孙女是研究生，孙子已经考上哈佛大学；外孙子在华盛顿附近的医学院读书，外孙女才13岁，但是能歌善舞，在好莱坞暂露头角。如今，他虽然走了。可是，他没有带走他的成就，——人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光亮，人类的心灵更不能没有光明。他的人成为历史，他的学养从此成为绝响和经典。

　　池圆香口述姜桂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