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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永武 |
| 来源： 2016-12-14 00:00 |
人物介绍： 廖永武（1932年9月-2011年10月），广东丰顺人，印尼归国华侨,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天津文博学会副理事长，中共天津党史学会理事。多年从事革命史陈列和研究工作，发表了百余篇，近80万字的文章。 革命史料多建树 情系总理为中华 我父亲廖永武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第一批印尼归国华侨，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他青年时代追求革命与进步，大学毕业后，专攻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年时代，勤奋刻苦，著书立说，尤其在周恩来研究上颇有成绩，且对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建设、管理与发展，倾心尽力，做出贡献。父亲一生致力于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研究，他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一心想用自己的工作业绩和专业成果报效党和国家。他所走过的路，是一条爱国爱乡的赤子之路，也是一名中共党员知识分子热爱事业、拼搏进取之路。 赤子归国 1932年9月，父亲出生在印尼的一个华人家庭，祖父是做小超市，小餐馆的生意人，家里虽没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祖父的老家是广东丰顺，早年漂泊海外，虽在异国他乡落脚，却始终念念不忘故乡，他时常对子女们说的话就是“咱们是中国人，咱们的根在中国的广东丰顺，你们今后无论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父亲在成年之际，受到思想追求进步的大伯的影响，在新中国建国的礼炮声中，萌生了回到祖国、干番事业、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年轻的父亲有了回国的意愿，可要付诸行动却难上加难。当时，祖父母已经年老，作为长子的大哥得在双亲膝下尽孝，不能与之同行；二哥担起了经营家族生意的重担，也不能远行。排行老三的他，在新中国的召唤下，在大哥的支持鼓励下，硬是将心一横，咬牙含泪辞别了父母和家人，踏上了归国之路。一个年龄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一个满怀热望的赤子，千里迢迢地回来了！他替自己，也是替父兄们来寻那魂牵梦绕故土，来寻那血脉相连的“根”。 学有所成 建国之初，社会主义事业急需各类人才。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归国的年轻人才。1950年回国的父亲，开始在广州华侨学校短暂地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这批海归青年又被直接送到北京，父亲在京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被送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上世纪的50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民心向上，人人进取，父亲的大学时代阳光灿烂，他十分珍惜大学的每一寸光阴，刻苦而勤奋，在读史研史方面，不满足一知半解，而是能够塌下心来，做到不仅清晰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更注重其发生的背景资料，他善于将历史事件中的中心人物、重点人物与参与人物间的脉络关系及其他们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分别解析出来，这对他日后卓有成效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在大学期间的他，不单训练了自己严谨的思维，更练就了自己的行文能力。父亲在世时发表的文章，我看的有限，而在他老人家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过他的读书笔记和给我叔叔、堂兄们的家书，我觉得父亲的文笔在他们那代人中，是比较出色的。 父亲的大学时代，还有一大人生收获，那就是获得了真诚的爱情。我的母亲师宝荣当年跟父亲是同班同学，一位来自山西的姑娘，她和父亲青春飞扬，志同道合，沐浴着共和国的春风化雨，相知相恋，这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走出来的恋人，心志高远，满怀一腔爱国报国的激情，欲振翅飞翔！他们决心用自己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番作为。 情系周公 大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工作。这于年轻的他而言，极为理想：首先是他由衷地热爱天津这座城市，他在这里上大学，在这里收获爱情，他还将在这里落地生根，这是怎样的情缘？天津在他的心中，就是第二故乡啊！再一个理想之处就是专业对口，能够学以致用，天津历史博物馆上可对应国家级展馆，史料资源丰富，下可连接津城高等学府，将来文史的研究工作可接“地气”。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父亲开始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本来就勤奋的他，在单位里不分份内份外，从整理卷宗，到做大扫除，哪样活计他都认真对待，干在前头。他想尽快进入角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用自己的专业成绩来回报党和国家培育之恩！ 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如他所愿：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先是开展了他看不懂、悟不透的四清运动，之后，便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他眼里一切都混乱起来：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家主席和老帅们一个个倒下去；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科技、文化、教育界的高层民主人士一个个被揪斗、被整死；甚至连后来追随他来大陆的两个胞弟都先后在这场革命中受到冲击……在这些严酷的现实面前，父亲沉默了，他苦闷，开始抽烟，他想不通，内心在质疑：为什么眼前的这些一切跟当时自己的初衷完全不同？为什么用千百万仁人志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会出现“千枯一红”的局面？好在他为人恬淡，性格沉稳，平时又谨言慎行，运动中，他深居简出，埋头看书，所以，虽然海外有亲属，他自己也有华侨身份，竟万幸没被那场运动触及。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那场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走到崩溃边缘的动乱中，周恩来这位以国家利益为重，竭尽全力平衡各方面矛盾，凭借自己仅有的权力和智慧，尽可能保护党外高层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直至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政治人物，以他崇高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和吸引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父亲就是被周总理高尚品质深深感动和吸引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觉得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才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他认为对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事业，至死都在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伟人，作为革命史的研究编纂者极有责任让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从此，父亲把自己对周总理的那份感动和深情，化为了具体行动，他开始着手搜集和整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早年在津革命活动的史料，这为他日后的周恩来学术研究夯实了基础。他默默地在做着这样一件具有非常意义的事情，他十二分地认真负责，他深感使命在肩。 事业巅峰 十年积淀，厚积薄发。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为了缅怀周总理的光辉业绩，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总理青年时代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南开中学东楼建立纪念馆，父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周恩来研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异常忙碌起来，他既是策划者，又是具体的工作人员，由于他多年从事革命史陈列和研究工作，曾主撰过《天津现代革命史》。所以这个展览他包揽了"周恩来青年时代"等15项陈列提纲和解说词，展览的每一个词条，每一幅照片，每一个实物的摆放，父亲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布展妥当之后，父亲在家里对母亲和我们哥俩如数家珍地说，总理的青年时代馆复原陈列有东四讲室和理化讲室，是当年周总理上课的教室和开展社会活动的场所。内容分为：中学时代、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旅居欧洲四个部分，整个陈列展出历史图片、实物、文献400余件。其中“五四”时期的珍贵历史照片、周恩来在中学时代以及“五四”运动期间主编的报刊等珍贵文物，都是出于他们团队的研究成果。 1978年3月5日，由叶剑英同志题写馆名的周恩来纪念馆正式开放。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师生参观后激动地说，周恩来的精神财富够我们受用终生！父亲在与南开师生交谈中说，这正是总理青年馆在此开办的意义所在，南开中学是周总理的母校，希望南开学子秉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不断增长才智，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强盛繁荣做出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令父亲特别欣慰：即展览在集中展现了周恩来、邓颖超早期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崇高情怀和战斗历程的同时，更着重揭示了周总理与天津的情缘，人民总理人民爱，而天津人民对周总理的爱更深厚更浓烈！这个展览在天津人民心中引起的强烈共鸣令时任周恩来纪念馆馆长的父亲感慨万千。 青年时代馆建馆20年共接待观众200万人次。1992年被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94年，被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国家教委、文化部等六部委又将该馆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该馆颁发了“国际科学与和平特别贡献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父亲廖永武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一道，迎来了自己事业上姹紫嫣红的春天！1978年他任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这是专业上的强项，他开始放开手脚且卓有成效地工作。198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任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年近半百的人颇有欲将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干劲，他甩开膀子，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从此，进入了事业的巅峰期：《周恩来在五四时期》，1979年刊载在《百科知识》创刊号；《周恩来同志早期革命思想发展初探》，编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0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史料选编》，198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革命史话》—《永不消逝的长虹——记郭宗鉴同志英勇斗争的事迹》，发表在《历史教学》杂志1980年第6期；《白区工作的伟大转折——刘少奇在北方局》，编入《海河不会忘记》。独立完成近20万字《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198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觉悟社?觉悟?觉邮》，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4、5合期。天道酬勤，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父亲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共发表了近80万字的百余篇学术论文，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史料选编》《天津革命史话》和他独立完成近20万字《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上述3册分别获1984、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由于周恩来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自纪念馆开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每年都有2000名左右国际友人慕名前来参观。每有重要的外宾来，廖永武都要亲自陪同，随时解答他们的提问。著名作家韩素音曾问：“恩来这个名与乾隆下江南有关吗？”廖永武答：“他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两者之间没有联系。”韩素音还就周恩来赴日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廖永武交换了看法。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在市历史博物馆任副馆长职务，可自从周恩来青年馆建立后，一直在操持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的工作。在我们家人眼里，他二十年如一日，守职敬业，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扑在了研究和弘扬周恩来业绩与精神的事业上，应该说，他是位称职的馆长。直到1992年退休之际，父亲最放不下的还是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将展示和宣传周恩来的纪念馆事业推向前进。 实现夙愿 1998年 2 月28 日，是父亲分外高兴的日子，这一天，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落成开放的大喜日子。那天白天他应邀参加了周邓馆开馆仪式。夜晚，他兴奋得难以入眠：在津建立周邓纪念馆是全体天津人民的意愿，也是他这位周恩来研究学者晚年惟一的、也是最强烈的愿望！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力争下，在中央领导们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下，在参建人员的苦干下，于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一座占地面积7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的园林式的周邓纪念馆落成开放了！天津人民的意愿实现了！父亲的最大的心愿实现啦！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今天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前身正是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简称青年时代馆)，而那个馆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浸透着父亲的心血，是他半生奋斗成果所在，而今天津城这座颇具规模的周邓纪念馆，则是凝聚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热爱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人群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这座伟人的纪念馆的管理如何，不仅体现天津博物馆事业的水平，更标识出国家人文建设的国际地位。作为一位执掌周恩来青年时代馆二十个春秋的老馆长，他深感有责任将自己二十年的办馆经验和所思所想与周邓馆的领导和同志们和盘托出，父亲是个做学问、做事情都很认真执着的人，他将自己当年“用服务立馆，以资源和管理强馆”的诸多想法与做法传授给自己的同行和年轻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时的父亲好像一下子健谈起来，他还不眠不休地写了些工作体会性质的文字，他跟母亲说，希望所写的这些东西对周邓馆的工作有补益。 由于周恩来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自纪念馆开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每年都有2000名左右国际友人慕名前来参观。每有重要的外宾来，父亲都要亲自陪同，随时解答他们的提问。著名作家韩素音曾问：“恩来这个名与乾隆下江南有关吗？” 父亲答：“他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两者之间没有联系。”韩素音还就周恩来赴日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廖永武交换了看法。 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在参观时，父亲指着周恩来与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台北市市长吴国桢的合影说：“吴国桢先生是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之一。”陈香梅听后十分动情，她说：“中国有的是人才，如果不打内战会很有成就的。” 一位作过记者的外国朋友在一楼入口处的穿衣镜前停了下来，他认真读了“容止格言”的内容后感慨地说：“我在日内瓦会议上曾有幸见过周恩来先生，他的仪容风度令人赞叹，原来他在学校时就受到过如此严格的教育，这个镜子太好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胜世彦先生在参观后诚恳的对我父亲说“我保存有周恩来早年在《赤光》杂志上发表的全部文章胶片，您如果需要，我可以复制一套奉送给贵馆。” 唯物史观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热爱祖国，追随革命；忠于共产党，勤恳敬业，他身上有着建国初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尽管如此，可他的思想并不僵化，他的思维比较务实，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点，作为他的儿子，我们兄弟俩都有体会。比如说，1980年，父亲去香港探亲，那是他这个搞了一辈子革命史的人第一次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在港期间，他除了跟叔叔一家人团聚一堂，共叙亲情外，还认真考察了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以及那里社会保障、公共治安、交通设施等情况。那次去港探亲，他捎回一台电视机，使我们家成为在亲朋邻里中唯一有电视之家。父亲回来后对我们说：“资本主义不是像宣传的那样，看你叔叔们生活就知道，他们的资本主义比我们这的社会主义要富裕许多……” 还有一件事给我们的印象也特别深刻，那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和我母亲不止一次地探讨过修史立志的年代问题，他认为当代立志，隔代修史是对的，所以，他曾对在市地志办工作的母亲笑言，修史工作超前，并非真能起到资政育人作用，看历史上著名史书便可悟出这点，其原因则不言自明。正因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对有些部门为增添政绩，加大力度，加快步伐，不惜人力物力，赶写当代地方党史的所为颇有看法。 父亲的唯物史观，还体现在对我求学就业的宽松态度上。他鼓励我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广东去读大学；因各种原因，我大学二年级肄业，他和母亲全力支持我去新加坡留学，临行前，他殷切叮嘱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男儿就是要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在新加坡留学三年，是我增长见识和才干的极好机会，正是在那里，我有幸接触国际货代行业，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我自己开办的东诚海运公司稳健发展，承担发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代业务，为安排大学生就业、为区域经济做出了一份贡献。 父亲于2011年 10 月 3 日，因患淋巴癌医治无效病逝，享年80岁。父亲晚年笔耕不辍：《周恩来与1928年顺直省委的整顿》编入《中外学者论周恩来》，1990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恩来与天津早期报刊》编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他还为电视专题片《周恩来与天津》撰稿，1993年3月在天津电视台播放。纵观我父一生，老人家是属纯学术型文化人，他平生的最高职务就是天津周恩来纪念馆馆长，那是他的骄傲与自豪，因为他的那个岗位系着他的心愿，系着他的奋斗，系着他的人生。 廖松口述 张娟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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