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张福昆 男，1933年3月出生于印尼万鸦老，1953年6月回国，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疗系。曾以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进修一年余。曾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眼科主任顾问；国际制冷学会冷冻医疗委员会会员，中国制冷学会理事，冷冻医疗委员会眼科学组主任委员，天津制冷学会副理事长.1996年被授予“模范总医院人”光荣称号并颁发“模范总医院人”奖牌。
老归侨的光明行
新中国诞生初期，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海外华侨赤子心系祖国，他们告别最亲爱父母，别离较优越的生活环境，满腔热血奔向新中国，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这些老归侨回国时风华正茂，如今老了……但依然爱国心强烈，祖国情真挚，还想发挥余热。1953年归国，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医学眼科，作为光明的使者，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华侨——永远的炎黄子孙
我的祖籍福建南安，父亲张文众，母亲梁文娘。父亲四兄弟。由于国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逼得祖父带着父亲四兄弟和我母亲背井离乡出走下南洋谋生路，定居今日的印尼苏拉威西岛北端城市——万鸦老市。
我是1933年3月12日出生于印尼万鸦老。少年时本应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但七岁时母亲不幸故去，母亲的过早离世使我从此不能再享受温暖的母爱。我深深地记得，母亲是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悲痛的种子，暗暗下定了长大后要学医的决心。
那时正逢日本南侵，人们都疲于逃难奔命，苦难重重……我的父亲在附近的几个岛屿，以买卖小商品和土特产维持生计，拉扯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家中第三个孩子，从我能记事时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国家很大，但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政府腐败，造成贫穷落后，民众活不了，被逼四处逃难……我们也成了海外孤儿”。父亲还常说“母亲虽丑但是自己的母亲，要懂得爱护她……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找机会回到家乡回到祖国报效国家”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人生的道路不会径情直遂，苦难磨练出我的坚强意志，也加强了我生命的韧性，以及对于幸福的无限向往和特别珍惜。
我的小学在印尼万鸦老中华学校、初中在龙目及直华中学毕业。初中的1949-1951年的学习期间正值新中国成立，龙目及直华中学系进步学校，教师宣讲新中国新气象，使我们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希望。在直华中学时，进步师生办壁报，宣传报道新中国的蒸蒸日上，遭受到当时反动董事长等人的阻拦，并要开除进步校长吴直由。我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罢课罢教，上街游行与反动董事长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董事会改组并还我校长归位，这就是当时传遍印尼的“直华三三学潮”。
我在直华中学，曾任学生会秘书。时值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加组织师生捐钱捐物。当时印尼部分地区内乱，一些华侨华人逃难到本市，他们的子弟失学。直华小学组织成立“贫儿班”，本人积极参加，并曾担任直华小学“贫儿班”教师。上午我上学，下午教学。
1951年7月至1953年6月，我应聘回到印尼万鸦老中华学校母校，担任小学教师。
当时当地华校有两种派别：一种是进步学校，拥护新中国；另一种是反动学校，反对新中国，拥护“台湾当局”。我的母校中华学校是进步学校。董事会仅聘请进步校长及进步教师， 熏陶学生热爱新中国，传播中国文化。
每逢国庆（51年第二届，52年第三届）、 校庆，我就参与组织全校师生游行，举办文艺晚会等活动。游行队伍以鲜艳五星红旗及校旗领头，接着是80人组成当地特色蚌壳音乐队，紧跟着是穿着统一校的服师生队伍，高歌新生祖国，在当地主要道路，浩浩荡荡前进，沿街吸引当地华人华侨和居民热烈鼓掌欢迎，赢得热烈反响，起到宣传新中国新文化新面貌的效果。国庆、校庆文艺晚会时，师生们还自编自演节目，内容以歌唱新生祖国为主，很有意义。参加者除全体师生外还特别邀请当地印尼官员、董事会员、社会贤达及师生家长，此活动为推动本地区乃至全印尼华侨华人爱国民主运动，起到积极深远影响。
在担任两年小学老师，我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钱，决定回到祖国去继续学业。我的船票早已买好了，日期是1953年6月3日。然而父亲病了，我心痛如刀割，久久坐在父亲床边，忍不住低头大哭。我不走了，决心留下来守护在父亲身边，直到病情好转再说。父亲用手轻轻抚摩我的后背，用家乡闽南话说：“阿文（我的小名），走吧！家里还有兄弟妹妹看护着。放心走吧！回唐山（闽南语意中国）去！用功读书，努力工作，做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父亲还坐起来弹起琵琶，寄意心声，默默地祝福我一路顺风……我久久地拥抱着父亲，最后哭泣着说声：“爹！多……保……重！”当时我不知道还想些什么，紧握着父亲的手后转身奔向门外。亲情在剧烈碰撞，在难舍难分的情景中，我强忍哭声，思绪万千，走上回国的征途。
祖国——游子回到你的怀抱
当时回国交通很不方便。从万鸦老坐轮船先到苏拉威西岛南端，该岛第一大城市望加锡。再等换乘另一艘轮船聚集到首都雅加达，从那里乘坐专用大轮船经过新加坡，从香港进入深圳，到达中国国土。
在茫茫大海中，了轮船冲开层层惊涛骇浪，不分昼夜驶向北方。经历了七天七夜，到达香港海面。当我们在深圳登陆踏上祖国国土，远远看到城楼上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激动得流下热泪来，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我们乘火车经广州、武汉到达祖国心脏首都北京。兴奋的心蹦蹦跳动，当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过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和高高飘扬的国旗，心中肃然起敬，热泪夺眶而出。祖国母亲，孩儿回家了！一个海外赤子回来了！
我们被安置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到了学校后，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到天安门留影纪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是我最为珍贵的收藏。
正当青年，多年盼望来到北京，到京后本应出去转转逛逛，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升学考试，一个多月里，我一天门也没出，埋头苦干，积极备考。终于考完了，但自己认为考得不理想，告诫自己并自我约束，先不外出，继续补课，准备参加第二次考试。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补习功课时，突然听到外面嚷嚷：“发榜了！发榜了！快来看！”我不自主地跑出去跟着人流方向跑去看榜。虽然站在后面，但我高个子，仍然能看到高高贴着榜上的名字。我心紧张地跳动很快。我从上面一行行仔细看，没看到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还在重点高中栏中，北京二十六中学。我兴奋地跳了起来，嚷了起来：“解放了！可以出去玩了！”。然而就在这时，我的一个印尼万鸦老同乡同学（当年第二批回国，比我晚到两周），走过来，互相祝贺之后，告知我父亲去世了并把有关照片给我。噩耗传来，我痛苦万分，不禁大哭一场，白天整日呆在屋里不愿外出，吃不香，睡不着，逐渐瘦了。
原来我还在回国途中的1953年6月17日，父亲终于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父亲的离世让我痛定思痛，惟有努力学习工作，用自己的成绩回报恩重如山的父亲，不辜负父亲的期望。那琵琶声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穿越几十年的寻觅，旧梦依稀……
我在北京二十六中（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担任班长，并带领我们高三五班全体同学，努力学习，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获得了“吴运铎英雄班”称号。
1956年9月至1961年8月，是我的大学时代。在天津医科大学统战部领导下，组建了医大归国华侨联谊组，我被选为组长（以后连任直到毕业），平时及节日组织归侨参加多项活动。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春节组织归侨自己动手作家乡菜聚餐文艺晚会，邀请校领导等人参加。大家热闹一场，好似大家庭团聚，温暖赤子之心。医大侨联组积极组织参加市侨联举办的天津市归侨大中学生参观新中国东北（沈阳，大连、旅顺、鞍山、长春……）建设成就爱国主义教育参观团，在市侨联李峰秘书长率领下，我担任队长，在游览和参观中大家受益匪浅，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另外，我在医大曾担任学生会文艺部、体育部部长及学生会副主席，除每年接待新生并组织各项活动外，平日组织在校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增进身心健康。
毕业前半年，我和另一个邵香云同学（都是全年级优秀学生）被叫到医大教务处“谈话”。教务长：“毕业后你们志愿搞哪一科？”我俩回答：“外科！”教务长：“若分配你们到小科室眼科，耳鼻喉科如何？”我俩同声回答：“服从分配。”邵同学（现任耳鼻喉科教授，退休）先选择耳鼻喉科，那我就选择眼科。1961年毕业后我俩被安排留校并被分配到医大附属医院总医院，从此开始我眼科从医生涯。
在大学里，我充分地享受到孩子回家的温馨。医大党委非常重视和关心侨联归侨工作，当时的医大党委书记乔国铨，统战部部长李馨园，党委宣传部韩部长，团委书记李振东书记都亲自参加医大侨联归侨的各项具体活动。
从医——走上救死扶伤之路
1961年9月，我毕业后开始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眼科工作。
1965年初至1966年初，医院奉命组织天津农村卫生医疗工作队，任命我担任大队队长，带领50名人员到静海县工作。
1966年是共和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是年春天，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我和新婚妻子邹远辉当时分别在河北省的静海和任邱农村，参加卫生工作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天津医大总医院即时派出抗震救灾医疗队支援灾区，召回我率领一支由医护技共22人组成抗震救灾医疗队，赴灾区宁晋县东汪镇参加救援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地震，几千人丧生，上万人受伤，受灾面积达23000平方公里。地震发生后，举世震惊。
宁晋距震中隆尧很近，灾情也十分严重。我们进入灾区后，放下行李立即投入了抢救工作。当时我正在发高烧，但是那时候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大家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不休息，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找个地方眯一会，醒来继续干。正在抢救工作刚刚有些起色，群众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时，没想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
3月22日16时11分和16时19分，在8分钟内又连续发生了6.7级和7.2级两次大地震，震中就在宁晋县，震中烈度为10度。顿时，地面布满裂缝，沙水从延绵10米至数公里不等的半米宽的裂缝中涌出，很多地段的裂缝两侧上下错动达几十厘米。地震发生时，裂缝一开一合，伴有巨大的轰鸣声，令人既惊骇又无奈。8日隆尧地震尚未倒塌的房屋，这一次全部倒塌。目光所及，一片瓦砾，情景十分凄惨。
地震发生时，我和医疗队的另一位同志正在从外村开会回村的路上。险象丛生，我们俩从自行车上被颠了下来，连滚带爬，起来后推着车从一座桥上刚过了河，只听后面轰隆一声，回头看桥已塌了下去。好险啊！来到村口时，村子上空一团烟尘，瓦砾中还有几簇火苗窜动。
我急忙赶到村里，见我们住过的小学校已经倒塌，幸好队员们无一伤亡。我立即组织大家救火。大火刚刚扑灭，本村和外村的伤员就陆续抬来了，短时间里抬上来上百个伤病人。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紧张的场面，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斗。我立即让护士长把伤员按轻、中、重分成三组，医护技人员也分三组立即投入到抢救。这时电话铃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了，这是几个稍远的村子打来的救援电话。当时余震不断，大地在晃动，水和沙子仍然不断地从地面的裂缝中往外涌。去还是不去？救急就是命令，我当机立断，指定八名同志背上药箱立即出发了。
我们没有专业的骨科医生，只有一名普通外科医生白人俊（现任总医院胸外科教授已退休），还是刚刚大学毕业才两年的新手，我把他分到重伤员那一组。他哪里见过这么多的脱臼、骨折，特别是开放性骨折的伤员，当时有命令，就地紧急治疗，不能转伤病员，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也很快镇定下来，一边翻书，一边救治。三个抢救小组，工作井然有序。
当时没有那么多手术消毒包、消毒手套,按常规的消毒程序操作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我说，把手术器械及缝针缝线泡在酒精里，就用地下冒上来的混沙水，放一些白矾沉淀一下，给伤员洗去充满脏土的伤口，再用酒精球“消毒”伤口和自己的手，大家（医护技）一起上缝合伤口吧。没有那么多夹板怎么办？就用附近倒塌下来的木板当夹板用吧……上百名伤员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进行抢救的，而事后竟然没有一例发生感染，没有发生事故，真是不易！就连京津两地的专家来这里巡视时，见伤员处理恰当，恢复良好，也都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真是奇迹！”
一个星期以后，4月1日清晨，上级通知上午周恩来总理要来东汪镇视察。消息传开，许多群众自动赶来，很快汇集了约一万人。这是周总理第二次来灾区视察了，3月8日地震后第二天，总理就到过邢台指导救灾，又到震中白家寨视察。这时伤员的救治工作已经基本就绪，领导通知我也去参加大会。上午10时，周总理在河北省领导同志陪同下，乘一架白色直升机飞临东汪镇上空，降落在会场北边。总理走下飞机，在村北寨墙头上向群众发表了讲话。他鼓励大家说：“救灾主要靠自己，国家要帮助。10号我到白家寨，他们提出首先靠自己，自力更生，大家帮助。国家是大家的，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搞好。我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是社会主义农民，是有志气的，现在恢复生产主要靠大家。眼下麦子返青了，地该种了，干部要带头，党团员要带头，贫下中农要带头把生产搞好。”最后，总理提出了救灾的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然后大声问大家：“你们说对不对？”在场的一万名群众齐声高呼：“对！”
会后，总理在县领导的陪同下，访问了受灾群众，看望了我们野战医院的伤病员。因为我对伤病员的情况熟，县领导叫我陪同总理。总理关切地问我：“你是哪个医院的？你们医疗队有人受伤吗？你们带的药够用？”进了帐篷后，总理蹲在地铺前，拉着一位伤员的手，仔细询问伤情。我也俯下身去，向总理汇报治疗的情况。正在这时，新华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这张像片我一直保存着。总理起身又和其他伤员一一握手，并嘱咐大家好好养伤，早日恢复健康。11时10分，总理结束在东汪镇的视察，登上了直升机。直升机升空后，在东汪镇上空绕了一圈才向东北方向驶去…。周总理不顾不顾自己安危，在不断余震的情况下，亲自深入视察灾区最前线，慰问受灾群众。非常感动！非常敬佩！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我们天津医疗队在东汪又继续工作两个多月，伤员病情稳定后，小余震还不断发生，但我们习惯了，决定分成几个小组，走乡串户，开展了防病治病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做了几十例金针拨障手术。一位老大娘双目几近失明，她血压高，高压220，低压110。服药多日也不见效，血压就是降不下来。按常规，血压这么高，她不能手术。但是她本人坚持要做，家属也一再要求做。经当地领导同意后，我万分谨慎地为她做了手术。当她复明后，激动地跪在毛主席像前连连磕头。
医疗队临走前,我们怕老乡们为送我们误了农活，想悄悄走。没想到老乡们还是知道了,第二天一早,本村和外村的几百名乡亲聚到村口送行。两三个月的同危共难,大家彼此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分手时,大家洒泪而别,其情其景,令我终身难忘！”
1975年初的6个月，我第二次被派到天津农村卫生医疗工作队任大队队长，带领50名成员到蓟县工作。工作大队分为7至8个小队，每小队6至7人。一个小队留在县医院，其他小队深入到镇、村（当时称为公社）。即一小队留在蓟县县医院，其他小队深入到上仓镇，蒙圈村进行指导培训当地的“赤脚医生”，并积极进行义务性免费防治工作。
我作为大队长，又是惟一的眼科医生，除了定期到各小队巡回检查指导工作外，还要亲自诊治眼科病人。大队教导员留守在县医院，我蹲点在蒙圈村，带着一个五官科护士和赤脚医生深入到村大队。到了一个村大队，那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就广播喊道：“天津最大医院总医院眼科主任来到大队了！”很快大队卫生站里外挤满人。我把视力尚好常见病多发病如沙眼的诊治方法告诉赤脚医生，并请护士和他们具体处理；而重症较复杂的病人，有的预约定期到村卫生院复查治疗，有的预约手术治疗。我们首先约定一个多年看不见，多年不出门，有很多困难的双眼白内障老大爷做手术。由于他的困难，决定在他家炕头上做手术。当天家里打扫干净后，炕头顶拉开塑料布挡住灰土，地上洒些来苏水，就在这种环境下，金针拨障手术圆满完成了。扶起老大爷坐起，老大爷大喊道：“看见了！看见了！那是谁？是孙子小狗子吧？是吧！怎么长得那么大了……”好多年没能看见自己孙子，似曾认识，又不敢相信。老大爷看见了！没几天，老大爷就出来晒太阳，又去拾粪了……于是全村盲人，有眼病的人都到村卫生院来了。
一个眼斜年轻小伙，他看上的对象嫌他难看不愿跟他。我们就选择先给他做手术，手术成功了，小伙子眼正了，终于和喜欢的姑娘结婚了。邻村的，下仓镇的，甚至宝坻县，玉田县的斜眼、盲人，各种眼病患者都来了……蒙圈村卫生院可热闹了。早晨6点就不断来病人，我们上午看病人，午饭后做手术，常常一连做到晚上七八点，收拾后快9点才吃晚饭。又忙又累，但心里很高兴。
70年代后期，眼科王延华主任组织爱眼协会，我被选为协会秘书长。协会决定6月6日为爱眼日，号召每年当天开展宣传咨询爱眼及预防诊治眼病义诊活动。我是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并积极参加我市我院组织的不定期义诊活动；还曾参加和平区侨联举办的每周半天定期义诊门诊，市侨联为侨界举办的不定期义诊活动。
开拓——国内低温眼科医疗
1972年，“四人帮”还在肆虐，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然而，我不甘沉沦，更不相信当时所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靠科学。于是，我开始了科技攻关——向低温（冷冻）眼科学进军。
低温眼科学是低温医学的一部分，低温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隶属于生命科学。国际上，这项技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应用于治疗眼疾和其他疾病。我国起步较晚，在眼科，仅有个别的医院用它来摘除白内障。
我是从搜集资料入手进入这一领域的。当时我家住房条件很差，一家人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很难开展研究工作。我就住到办公室，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当我通过动物实验并作组织学检查，初步了解了兔眼各组织对冷冻的反应后，于同年6月采用摄氏-79度和-195.6度自制多头干冰冷冻器和液氮冷冻器，将这项新技术应用于临床，先后治疗了视网膜脱离、单纯疱性角膜炎、化脓性角膜溃疡等16种眼科疾病。初步取得的这些经验使我相信，人的眼睛对低温的耐受性较大，它对各组织的损伤小，眼球各部分都适宜冷冻治疗，可以大力推广。此后，在我的推动下，天津总医院眼科很快成为国内第一家广泛应用冷冻医学治疗眼病的医院，很多外地病人慕名来津求医。那段时间，我接到外地来的咨询信件如雪片纷飞而来……
眼部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传统采用放疗、化疗和一般手术。这几种方法都有副作用，而且复发率很高，难于根除。如果处理不当，癌细胞仍可能转移到其他部位，转移到肺肝等重要器官，乃至死亡。国外于1970年出现首例冷冻治疗眼睑癌的报告，但资料很简略。我瞄准了这个课题，开始了新的攻关。
如何保证既能彻底清除癌细胞，又能保护眼睛的功能呢？通过实践再实践，掌握了规律，我总结冷冻治疗眼部恶性肿瘤有关因素采用2-2-2冷冻法。即用冷冻头与病变部位接触2分钟，让其自然复温冰球解冻后，再一次冻融，即每一次治疗2个冰融周期。从冷冻开始，结成冻球到冻球融化称为一个冷冻周期。每隔一至二周后，再重复一次即2次冷冻治疗。
到九十年代这项技术日臻成熟，如对形状不规则，表面凹凸不平的肿瘤，采用“喷雾法”；对球结膜上肿瘤采用“挟冻法”；而对于突出皮肤或结膜表面较大较厚的肿瘤采用“冻切冻法”。采用这些方法后，效果更加显著。“挟冻法”“冻切冻法”都是我个人独创的，很快为同行所接受和推广。
采用新的操作方法，远期疗效如何呢？为此，我于1993年发表过一篇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此前我曾做过4806例眼部肿瘤冷冻手术，其中冷冻治疗癌瘤手术94例。临床实践证实，良性肿瘤经低温治疗后，肿瘤消失，保持良好眼部功能及外观，肿瘤不再复发。恶性肿瘤经追踪观察8—10年，复发率为7.4%。且病理报告显示，冷冻后肿瘤组织已被彻底破坏。复发的7名病人中，5例是在开展冷冻治疗初期接受治疗的患者，当时的操作技巧尚不够成熟。经“冻切冻法”再治疗后，又经5年再观察，未见复发。另外2人，因癌细胞已广泛侵及深部组织，再经治疗，仅达到姑息治疗的作用。由此可见，冷冻治疗眼科肿瘤，确实成效显著，达到国内外的先进水平。
印尼——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1992年，我和妻子应邀赴印尼雅加达出席亚非国际眼科学术会议。自1953年回国以来，我离开那里已经39年了，几个兄妹多次来信希望我们回去看看，当年的同学、朋友、乡亲、听说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名医教授，也都想来见见。这一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决定在会前提前两个月先行。4月中旬，我乘机由北京飞往雅加达，我能为家人和印尼的兄弟姐妹们做些什么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呢？坐在飞往雅加达的班机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了。由雅加达又换乘当地的小飞机飞往万鸦老，这个滨海小城是我39年魂牵梦萦之所在。全家人已聚集在机场迎候多时。当我走下飞机扶梯的一瞬，欢乐和悲伤一齐涌上心头，不禁与家人相拥而泣。
回到他国故土，我最先做的事就是祭拜父母的坟茔。在父母亲的墓前，我喃喃私语：我最亲爱的父母亲，孩儿还来不及报答您们的恩情，您们已经走了。可告慰您们的是孩儿遵从您们的教导，回国后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孩儿不辜负您们的期望，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繁荣富强尽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安息吧，我最亲爱的父母亲！
大哥告诉我，当地已经有几个眼科病人想找我看看病。但是，没有在印尼行医的资格证明，怎么办？我想咨询总可以吧，心里说：“就这么定了。”果然，在万鸦老一连几天会见亲朋好友之时，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并自然地进行了一些咨询。
第七天，有一位学生带着亲戚病人找上门来。他是一位姓钟的华人，右眼睛几乎快失明,左眼视力明显减退.曾在当地几个著名医生看过，在印尼首都大医院都检查过，没有查出病因。视力越来越不好，他慕名前来向我求治。我手里只有一只眼底镜和手电筒，再没有其他任何器械。但凭多年的行医经验，我仅用两个空手查出视野颞侧双侧偏盲和眼底镜看到视神经萎缩，根据这两点特征初步可以断定颅脑内长有脑垂体瘤。
我给病人画了一张图，让他到医院照一张颅脑Ｘ光片子，这次检查前后只用了五分钟。过了一天，病人把片子拿来后，果然Ｘ片支持我的诊断。当时印尼还不能做这个手术，钟先生希望到天津总医院做手术。我立刻给医院的脑系外科主任杨树源教授发了电传。回答是：“确诊脑垂体瘤，欢迎可以随时来做手术。”后来这个病人在总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又用伽玛刀做了进一步治疗,效果很好，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纷纷把我当作救苦救难的菩萨医生。我一再解释说：“确实不是我的医术有多么高明，他这个病在国内大的综合医院是常见的，一般有经验的眼科和脑系科医师都能做出判断。”
但是，能在五分钟内为一个疑难病症的病人确诊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一时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来咨询的病人天天不断。当地卫生局华裔局长患上眼底病视网膜脱离，当地著名医生要给他作手术，他不太放心。得知我的情况后，在作手术时请我商议手术方案并请在手术旁指导。我答应了，手术成功了！局长很高兴，告知我，可以开处方让病人到他弟弟药店买药，暗含默许我在当地咨询看病。这时，夫人邹远辉在先到过她的出生地——邦加烈港之后，也来到万鸦老与我会合。当地最大的一家综合医院院长亲自邀请我们去医院开展学术交流，我们欣然前往，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讲给与会的同行。
两个月后，在我们到雅加达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中国驻印尼使馆参赞特意把我们请到大使馆，说：“使馆接到万鸦老很多来信和电话，向我们反映你们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应当感谢你们，你们为发展中印尼人民友谊做出了贡献。”
此后，我又先后三次赴印尼探亲。每一次都要接待咨询很多病人，回天津后，都有上百名的印尼华人、华侨来天津看病。除看眼科外，也有看内科、妇科、外科的，不论是哪一科的，我们都热心地与医院有关部门协调，在吃、住、行各个方面尽量为他们提供周到的服务。
有几次为救急，我们还把病人留宿在自己家，让这些病人十分感动。
他们来天津看病，同时在天津，北京等地观光游览。我以东道主身份热情接待他们,尽力安排好他们的日程,使他们满意在天津，满意在中国,欢欢喜喜来到中国，高高兴兴回到印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友好——广交天下朋友
我曾经参加在北京、天津、南宁、 深圳、广州、 杭州、上海、成都、西安、佳木斯……等20多个城市召开的地方性、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应邀到波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印尼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宣讲论文、学术交流、广交朋友、扩大视野，并曾受到印尼总统的接见。
我曾在印尼万鸦老中华学校母校，担任小学教师。现在学生都长大，有一些已成为老板。其中有些来天津找我，有意在祖国投资或愿与中国做外贸生意，我就带他们到市侨联经贸部洽谈。如吴先生准备投资建立养虾场，并要出口日本。在侨联的帮助下扎根天津。后来吴先生做外贸，也准备做天津天磁杯出口项目；还有，谢先生计划在印尼办啤酒厂，我也是全力帮忙联系。
1983年12月至1985年3月，我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进修。回国后，我将所看到学到的眼科新知识新技术即时给全科详细传达，并将自己精心收集的如眼内后段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及各种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角膜放切术及激光治疗近视眼等有关当时眼科最新技术资料借送给科里相关研究人员并不断实践。这些为我院眼科进一步开展人工晶体植入、玻璃体切割术、激光治疗近视眼等新技术，打下良好基础。
我曾任总医院眼科行政副主任职务20余载，主动积极配合支持组织帮助推动眼科发展，较早组织开展国内外眼科学者进行国际学术活动，积极走出去引进来进行人才交流，组织开展新技术。在1989年至1992年时，我积极协助袁佳琴主任参与组织建立天津世界人工晶体中心的筹备和具体工作，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新加坡国籍华裔，著名眼科专家林少明，有意集资在天津建立天津世界人工晶体中心。我就利用自己的归侨身份，通过市侨办联系到国务院，促成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林少明先生；我还通过市侨联联系，促成我亲自陪同林少明先生受到当时全国侨联庄炎林主席的接见。两次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使林体会到对他尊敬和重视，因此更积极投入资金，更快引进技术、引进人才。
我还推荐并成功邀请澳大利亚眼科专家I?MacRobert及在澳大利亚专修人工晶体眼科显微手术的陈薇教授来我院传授指导演示当代（1983，1985）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等显微手术，使我院眼科成为在天津最早开展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显微手术等当代新技术。在澳大利亚进修期间，应时任澳大利亚皇家眼科学会主席，悉尼大学附属悉尼眼科医院院长，我的导师F?A?Billson教授的要求，特别推荐介绍并成功邀请当时中国著名眼科专家李凤鸣、袁佳琴，梁树今，易玉珍等四位教授，我们夫妇俩亦被特别邀请参加1985年在香港召开的第17届澳大利亚皇家眼科学会和香港眼科学会学术会议。在会议上，中国著名眼科专家、教授通过交流了解当代眼科新进展新技术，同时在会议期间通过引线结识了很多朋友，如F?A?Billson， A?SM?Lin等世界著名眼科专家教授。1987年成功邀请F?A?Billson， A?SM?Lin等世界著名眼科专家教授从国外带来20多台轻型手术显微镜在我院总医院举办第一届眼科显微手术激光和小儿眼科综合大型讲习班。这也是天津市第一次举办的国际眼科学术会议和讲习班。1989年A?SM?Lin，F?A?Billson等世界著名眼科专家教授慷慨捐助和市政府共同出资，使天津建立天津世界人工晶体中心更快建立起来，更快发展壮大。
1989年、1991年我担任大会秘书长，协助筹备组织在天津举办第一届，第二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世界和国内知名厂家带来的最新眼科医疗手术仪器等；同时举办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人工晶体学习班。来自更多世界及国内著名眼科专家教授、眼科医生和我院眼科医生应邀参加学术交流，通过视频演示当代眼科手术新技术，当代眼科新仪器的应用。这些新技术的引进，大大推进了天津市乃至全国眼科界新技术的发展。
侨联——所有归侨的家
回国，是我最明智的选择。52年来参加眼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数十年如一日重视医德医风，医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眼病人服务，为侨界及华侨华人服务，为数以万计眼科病患者恢复光明，受到广大眼病患者的尊重和欢迎。我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合编《低温医学》一书，其中《低温眼科学》由本人主编。曾任国际制冷学会冷冻医疗委员会委员、中国制冷学会理事会理事兼中国冷冻医疗委员会委员、天津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兼天津冷冻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药》《临床眼科杂志》编委；参加大学大班讲课，指导本科年轻医师，进修医师临床实践及结合临床进行研究工作；指导培养研究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他们都成为我院及各医院眼科骨干力量。
我曾连任四届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并留影纪念；连任四届天津市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受到市领导人接见和留影纪念；连任三届天津市归国华侨联谊委员会委员。荣膺1994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成绩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奖状和爱国奉献奖奖章，2009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奖状奖章。
面对这些荣誉，我最欣慰的就是，让失明者复明，让光明永驻人间。看到每个人摘下眼罩时的兴奋，我扪心自问：无愧于一个光明的使者。
2012年6月初，我不幸患了大病，还做了手术。是我科支部书记亲自开车接我住院，党委书记、科主任在住院门口迎接并委托护理人员办好手续，亲自送住病房；各级领导亲临看望慰问，原本科室领导及新老战友更是关怀备至，手术后特派专护。给予最大帮助，解决遇到的所有难关，海内外亲朋好友短信、电话、寄款……使我很感动，真感人间充满爱，使我更有信心去战胜病魔。再加上医务人员精心治疗，护理人员热情细心护理，手术顺利成功，术后很快康复。
党委书记先后亲自送来两个关爱花篮，并连着数日早晚数次亲临探望；纪委书记、党办主任、退管处长、医大统战部、医大侨联负责人等送来慰问款等礼品；本科主任送来亲自做的可口术后糖尿病人饮食及各种营养品；主任支书直接与负责治疗主任医师协商了解治疗方案，并几乎天天来探望并及时协助解决遇到的问题。新老战友、同学、好友接踵来探视，慰问，送来炖鸡汤，炖排骨……
我和夫人都是退休老职工老归侨，受到这样的关爱这样厚的礼仪，非常感动，心中感到祖国处处有亲人！感到人间充满爱！治疗在继续中，日子是漫长的，但众人的关爱是无形力量，鼓舞我以更大信心继续战胜病魔。
在此期间市侨联副主席、和平区侨联李璞琪主席；印尼归侨邦加校友会陈坤泉会长、林永利副会长等5人，一些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来到医院和家里探望，送来慰问品。国内外亲朋好友发来短信、电邮、电话不断。慰问、鼓励、支持……使我更有信心继续战斗。
2012年6月27日市侨联办公室郭刚主任代表陈钟林主席特来慰问。（当时市侨联陈钟林副主席正在外地考察工作，特地来电。发文如下：张教授：您好！收到陈天日先生发来的邮件，来到您的博客，首先祝您术后康复顺顺利利！我现在外地出差，不能亲自去看望您老人家，在这里表示我的问候，相信您的自信和乐观一定会驱走病魔，早日迎来灿烂的阳光。我们侨联办公室的同志近期也将前往看望您，带去我们对您的衷心祝福。愿好人一生平安！祝您早日康复！）医大统战部肖部长、总医院侨联组徐晓组长特地到我家探望并送来慰问品。手术刚作完，统战部和医大侨联负责人曾到医院看望并送来慰问款，一个年近80的退休老归侨，受到如此这般厚爱，非常感动。我理解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爱，更是对海内外华侨，归侨的关怀。
2013年时逢我80寿辰，回国60年，从事医教研52年，我院眼科特举办“庆祝张福昆教授从医从教52周年及80寿辰研讨会”，发行《张福昆教授论文选集》并举行晚宴祝寿。总医院党委书记眼科学科带头人，我的研究生颜华教授出席会议，在大会作总结报告，为论文选集作序，并在晚宴和我共同切开寿桃生日蛋糕；眼科现任韩琪主任主持会议，同仁好友研究生参加。我在大会上放映视频《一个归侨80年足迹》并作学术报告《低温治疗眼部肿瘤有关因素》，很受欢迎。
80年好似一瞬间，忙忙碌碌就这样过去了。时间都到哪里去了？20年的印尼生长，3年北京高中，5年天津医大，52年总医院从医从教科研。在门诊看普通门诊、看急诊、专科门诊、专家门诊，定期不定期参加各种义诊；在病房检查病人、写病历、手术、查房、会诊；科室会诊、院内会诊、院外会诊；到基层、到农村、深入县医院、镇村卫生所、大队卫生站；临危受命、抗震救灾；所看病人数以万计，所做大小手术也有上万例；给大学生上大课（全年级）、上小课（班级）、带学生实习、指导年青医生、进修医生、培养研究生；科研、写论文、著书、国内外宣讲论文、学术交流；从住院医师（助教）、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付主任医师（付教授）、主任医师、教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病倒了，继续战斗……
80年无怨无悔。青少年坎坎坷坷，虽然后来生活环境较优越，海外孤儿不愿担当二流公民，心系祖国；新中国的诞生，见到新希望。回国后祖国正当百废待兴，艰难曲折，外来封锁，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但也看到全国人民团结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中国原子弹爆炸了！氢弹爆炸了！鼓舞人心。特别是1978年后、，亲眼目睹祖国蒸蒸日上，这正是自己和祖辈父辈日夜长期所期盼……
新春前夕，天津市侨联主席、和平区侨联主席、海外地区同乡会校友会会长等归侨组织到养老院，到医院，走进家里看望慰问老归侨，很得侨心民心。
爱国，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华侨，归侨本质所在。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繁荣国强民富，这就是华侨，归侨及其父辈的期盼。
80年无怨无悔，平平淡淡一生，只愿做一点对社会对祖国有益的事；愿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繁荣富强尽心增添一砖一瓦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告慰自己，告慰父母，这也正是我们祖辈父辈，海外华人华侨长年期盼！
张福昆口述 姜桂荣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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