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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玉秀 |
| 来源： 2016-12-14 00:00 |
人物介绍： 丘玉秀，广东人。1936年出生于印尼。1957年回国，1962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果蔬专业，在天津市蔬菜研究所工作。从事蔬菜科研近30年，主持大白菜育种研究，先后培育出四个属性不同的配套品种，推广面积36万亩，创经济效益6500万元。曾获市—等奖—项，市二等奖二项，1989年评为市优秀工作者。 大白菜——我的孩子 人生旅途中，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生存环境的艰难困苦和个人经历的坎坷厄运，都是难以预料的。但是，为了深爱自己的祖国，能够为祖国而奉献，就会无怨无悔，平生足矣。 “海外孤儿”回到祖国了 过去作为“海外孤儿”的华侨，受尽了苦难。今天海外华侨有了强大祖国的支持，更加发愤图强，遭受欺凌和羞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936年9月23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山区，家里很贫穷。下南洋，是中国南边一带贫民外出谋生打工的一条出路，既带着离乡背井的无可奈何，又饱含故土难舍的感情烙印。为了谋生，祖父带着一家人从老家漂洋过海来到印尼，最后在万隆定居。 他们创业生存的经历充满了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无处逃身的孤儿一样，正如一位西方诗人所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我的父亲当过码头工人，做过小买卖，慢慢积累才有了一些积蓄，供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上学。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去世又早，是由姐姐一手带大的，父亲对我疼爱有加，哥哥姐姐都很呵护我。我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很渴望接受风雨的锻炼，有所建树。尽管在家里我受到家人的处处爱护，但是在外面，我处处感到西方人，甚至印尼人对中国人有一种“东亚病夫”的歧视。 万隆古称“勃良安”，意为“仙之国”。那里景色秀丽，清静幽雅，四季如春，植物繁茂，环境优美，素有“爪哇的巴黎”之称。在这个很开通的城市里，进步势力很有影响。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演过苏联的话剧，学会了扭大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每到周日，高班同学还要组织我们学习国内《人民日报》的文章，总能听到来自祖国的声音。尤其是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欢送毕业班的同学回国内读书，我特别羡慕那些同学，也想像他们那样，为自己的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让祖国强大起来。 初中毕业时，我就对父亲说要回国。但是父亲摇摇头说：“国内太苦了，你还小，又这么瘦弱，怕是受不了的。我绝不会放你走的，除非我死了。”我执拗地说：“我才不怕苦呢。”父亲深知我的牛脾气，就把我所有的证件锁进保险柜。每当父亲开保险柜时，我就站在一边，眼盯着他的手，死死记住那些密码数字。父亲却故意把密码展示给我看，可是等我偷开保险柜时才发现密码早已换过了。在父女的“智斗”中，我败下阵来，只得暂时打消回国的念头。 高中毕业时，父亲已经去世，我真成了海外孤儿了。哥哥打开保险柜对我说：“这里有你的证件和法律文书。人各有志，你非要回国我也不拦你了，但你要办一下继承遗产的法律文书。”我把文书推给哥哥说：“既然我已经决定回国，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用了，我到律师事务所办个移交手续，还是你留下吧。”去移民局办理手续时，一位华裔的印尼官员对我说：“小姑娘你再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发完誓，摁完手印就回不来了。”我说：“谢谢你！我早就想回国，不会反悔的。”说完便摁了手印，然后高兴地捧着批件去办理回国的手续。 我孤身一人几经周折地离开了印尼，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当踏上祖国的领土，呼吸着祖国的空气，我双臂高举振呼：祖国，我回来了！在祖国大家庭中，从学习生活到工作岗位，从此我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就与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不像华侨的华侨姑娘 1958年元旦刚过，我只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逗留了半个月，办好了手续，便只身一人北上。越往北走天气越凉了，晚上我躺在硬坐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件军大衣，坐在我对面的正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我特别感动，祖国的解放军真好！ 我到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上课，然后准备投考大学。回国前我大哥委托住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关照我，所以我下了火车就在这位朋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直奔补习学校报到。半年后，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农大，后被河北农大园艺系录取了。 我从小爱摆弄花花草草，对园艺花卉很感兴趣，但是入学后才知道，花卉专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砍掉了，我分到了果蔬专业。这个专业也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我在中学时代看过有关米丘林的书，很想像米丘林那样，嫁接出各种果木新品种，做个园艺学方面的研究者。 河北农大在保定，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到这里后，生活中最难受的是吃饭问题，每天对着一成不变的饭菜发愁，偶尔改善伙食，就是煮得像糊糊一样的面条。我从小吃惯了大米饭，面对这些面食真是难以下咽。同来的华侨同学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人偷偷地跑出去下饭馆。我咬牙坚持着，慢慢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群体之中，从外表到内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一身蓝布衣裳，扎两个小辫子，一副地道的北方姑娘打扮，在暑假时又到北京朋友家去住几天。一天我和邻居家大娘在院子中乘凉，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他问：“你们这儿从保定来了一位华侨大学生，她在哪里？”一院子人都笑了，“她不就坐在你的眼前吗！”“啊，不像！”是不像，那个时代华侨姑娘都是很洋气，夏天都是穿漂亮的布拉吉的。 我上大学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大学生三天两头要到农村去干活，深翻地要求一米多深，风里来雨里去，我得病了。不能下乡就加入到大炼钢铁的行列，让我去砸矿石。我的牛脾气不甘落后，每次搬砖都不比别人少，能从腰间码到下巴。 四年半之后，1962年12月，我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被分配到天津蔬菜研究所工作。 按惯例，新来的大学生都要经过劳动锻炼。研究所坐落在杨柳青农场。两个单位是一个党委，这就提供了更多的与农场工人一起劳动的机会。在水稻插秧季节，我和工人一起在稻田中劳作。一次雨后道路泥泞，又正当我的“生理期”，我一直坚持着。从稻田中上来时，虚弱得再也迈不开脚步了，是一位农场工人把我架回了宿舍。从此我不仅学会了插秧，也进一步加深了和农场职工的友谊。 一年以后，我随所里的一个小分队到南郊区南马集村一边劳动，一边参加四清运动。这一年的下放劳动，我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更多，它使我真正懂得了农民，和他们建立了感情，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对我这个“文化人”十分尊重。我也把有限的一点科技知识传给了他们，在村里辅导了一个科技小组。 南马集村算不上是远郊，但那个年代这里的农民只会种韭菜，人称“韭菜窝”。在我来之前虽然已经种了两年洋白菜，但是一开春有些洋白菜就抽苔，抱不好球。我带着大家到不远的灰堆大队学习，回来后我们逐个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出在育苗阶段温度太低。为了改变旧的种植习惯，我编制了一套操作规程，添置了温度计。这一年洋白菜再也没有出现抽苔现象，得到了第一个好收成。 通过种洋白菜，我和南马集的农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年以后大家见了我都亲热地叫我丘大姐，像是家里人一样。 一天，四清工作队的大队长来村里检查工作，蔬菜所的同志也参加了汇报会。“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一位女华侨大学生。我怎么没见过？”大队长刚说完，满屋的人都笑了。我站起来说：“我就是。”他连连摇头说：“啊，一点也不像。”我也笑了，我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天津姑娘了，不久我也就做了天津的媳妇了。丈夫是我的同学，比我高一年级，分配到河北沧县工作。 在南马集，我住在一个农村小队长家里，我和队长的女儿住一间屋。这时候我已经怀孕了，每当我看到那个挑水的大木桶心里就发怵，我挑不动水，又不好意思用老乡打的水，就每天下班时顺便提上一壶水。早晨洗完脸舍不得倒，中午再擦把脸，晚上洗完脚再倒。有一天中午回来休息时，见脸盆里已盛满了清水，我知道那是房东小妹妹替我打的水。一天，两天，每天都打好水放在那里，这使我很感动。 由于过度劳累，我先兆早产，房东知道后立刻套车把我送到灰堆医院。我是个要强的人，在婆家歇了两天又回到了村里工作。直到快足月时才离开南马集，离开了这个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很多故事的小村庄。 我与天津大白菜同命运 人们都还记得就是在那些年，经历了文革的摧残，闻名中外的天津大白菜由于管理不善，品种已严重退化，每年上市的白菜长短参差，粗细不一，散帮空心。我也和大白菜一样，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其实何止是我，整个华夏大地都蒙着黑压压的雾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不搞了，大家都闹革命去了。我舍不得浪费时间，就到田间向技工学习片土和育苗等。眼看着技工师傅戳满一铁铣土，胳膊一扬，手腕一抖，撒出去的土正好薄薄的一层覆盖在种子上，这样的技巧让我很羡慕，我很用心地练了好长时间，才掌握了这些技术。劳动休息时坐下来就随手拿出了袖珍本的“老三篇”学习，那是姐姐从香港邮寄给我的，我十分珍惜。但我没想到，这本袖珍老三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 有个女工是一个惯偷，刚刚从少管所放出来。在清理队伍时，她忽然心血来潮，想当一回阶级斗争的冲锋枪，就无中生有地打起我的歪主意。她跑过来抢走我手中的老三篇，揭发我是海外特务，把我在老三篇中画的重点曲线和读后感文字，说成是联络暗号是“五线谱”，特务代号是“白衣女战士”。这本来是一个编造得十分荒诞的离奇故事，可场部的宣传队却当成重要情报对我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围攻，逼迫我交代问题，当时我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还不足一百天就被逼下田插秧。我想不通啊，“士可杀不可辱”，一个人在已经失去尊严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杀。想到死的同时，我马上想到年幼的两个孩子，不禁潸然泪下。可又一想：不，我不能死，孩子不能没有母亲，更不能留下不明不白的死因连累孩子今后的前途，我相信祖国的天空总有一天会晴朗起来，历史一定会给我公正的答案。 我下意识地伸出已经长了老茧的双手，经过这么多年，这双手再也不像当年那样的柔嫩纤细了；我的性格也在这几经周折中，蜕尽了孱弱而变得坚强了。我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不是说死有余辜吗？死并不能证明我的清白，我要活着等待。宣传队见我仍旧不交代问题，又想出了一条毒计，一天对我说：“你再不交代，我们就把你送到清理阶级队伍指挥部去，那可没奶粉给你孩子吃。”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指挥部就是变相的监狱，我知道到了那里少不了挨打。我不怕打，只是怕自己奶水不够，没处给孩子弄奶粉，而宣传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要挟我。当时我先生仍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一个老奶奶帮我带孩子。这位老奶奶是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看我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实在忙不过来，才动员老母亲从市里来杨柳青农场帮我一把。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邻里都以为老奶奶是我婆婆。现在遇到这样的折磨，我只得把宣传队长的话告诉了老奶奶。这位老人十分有正义感，她说：“宣传队也找过我调查你，我来这一年了，我看你不是坏人，就把他们顶回去了。你要是真的去了清理阶级队伍指挥部，我就把孩子带回市里替你抚养，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把孩子还给你。我是三代贫农，我不怕他们。”听了老奶奶的话，我哭了，在这最艰难的时候，这位老人的支持使我保持了做了人的起码尊严。从此我再也不怕宣传队了，宣传队最终也没找到什么理由把我送走。后来宣传队撤走了，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场灾难过去了，我获得了新生。一年多的折磨使我变得更加消瘦了，但是磨难也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找我谈话，希望我往前看，我说：“我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就是想回国参加建设。请组织放心，我不会就此消沉，只要祖国需要我，我一定会为归国华侨争光。”从此我一心扑在大白菜的研究上，立志让它与我一样获得新生。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中断了多年的亲人联系又开始接上了。哥哥姐姐们几次来信让我回到印尼，他们都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知道我在国内受了那么多的苦，让我一家和他们一块生话。公公婆婆不舍得我们离开，当时我己经承担了天津大白菜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更是让我舍不得离开。我婉拒了哥哥姐姐们的好意，留下来继续我的科研工作。 培育天津特色的大白菜 每当大白菜上市的季节，我总会有一种牵肠挂肚的感觉。了解我的人会把一颗大白菜塞在我怀里说：“这是你的孩子。”是的，回顾1985年秋天，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申报科研成果现场验收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上百亩白菜长得一般高，一般粗，在绿油油的外叶包裹下，每一棵菜都露出了一小簇黄色的菜心。远远望去黄绿相间，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壮观画面。车子慢慢减速停在了路边，市农委、市科委、市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走下车来，个个一脸喜悦。与其说是验收，不如说是参观，大家欣赏着，议论着，现场一片赞叹声。此时，我站在人们背后默默不语，有谁能比我此刻更难以抑制地激动呢？这每一棵白菜都是我心血的结晶，每一棵白菜都寄托着我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细胞遗传学染色体理论证实，纪元前后，地中海沿岸的一种芸苔芥科植物经两条途径传到中国：一条是经巴尔干、北欧、西伯利亚；另一条是经巴尔干、伊朗和阿富汗。到纪元五世纪，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大白菜的初级形态。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初级形态的大白菜沿运河北上，进入山东及其流域，又经过无数代自然驯化和人工选择，直到近百年才形成了天津地区的青麻叶变种群。由于这种大白菜口感好，味道甘甜，既可生食又可熟吃，营养价值极高，其叶绿素含量为国内其它品种白菜之冠，所以它与萝卜、韭菜、洋葱一起被誉为天津的四大名菜。 但是，由于多年来种子在收获储藏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提纯复壮工作，加之在旧的统购包销计划体制下，农民缺乏精心育种的积极性，所以造成了大白菜品种严重退化。1973年，当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恢复以后，我参与了改进白菜品种这个课题组的研究。 当时国际上通行“杂种一代优势利用”的育种理论，国内其他一些地区蔬菜育种研究也已经开始应用这一理论。所谓“杂种一代”理论就是先有选择性的纯化亲本，然后选择两个或多个适宜的纯系进行杂交，将双亲的优良性状集中在一起。－个新事物不是那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对待“杂种一代”这个理论也是如此。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天津大白菜是以提纯复壮的方法保持其种性。一百多年来老百姓形成的食用习惯已造成了天津人只接受青麻叶的事实：叶子要绿的，帮子要薄的，叶球要直筒形的，开锅就得烂。外地白菜在天津根本没有市场，所以改进天津大白菜品种不能用“杂种一代”的方法。 提纯复壮和杂交一代一样，也有一套科学的程序，这是一场学术之争。在争论的初期，我也并不清楚两种方法的优劣，所以我倾其全部精力投入了提纯复壮的研究工作。“小集团”“大集团”“单株法”“双株法”，所有的方法都用过，做来做去，仍然是纯而不壮，或壮而不纯。渐渐地我从实践中认识到，多代自交或近亲繁殖的方法虽然可以让后代整齐一致，但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生活力的衰退，以致失去其生产价值。所以使用这种方法难以解决纯与壮的矛盾。 有些同行不理解我的说法，表示不支持。于是我开始进行“杂种一代”的试验。通过实践来验证我的想法，我想虽然不同生态型和遗传性状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是选配优良杂交组合的重要原则，但是要保持天津青麻叶所具有的直筒形、叶色绿、多纹和品质鲜嫩的优良特性，就不能用生态差异太大的品种作为亲本的原始材料进行自交纯化。基于这个想法，我的试验是用天津的四郊五县不同品种间进行的。我走的是一条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路子，这就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试验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比如选用两个配合力虽然强的材料，但它们开花期不遇就无法大量制种，难以投入生产。在别人看来，这试验既是枯燥又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却在十分严格的条件下兴趣盎然地进行这项工作。 1976年春，领导看出了苗头，认为由我牵头担任课题组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个新的课题被立项，虽然这个组只有两个人，但毕竟课题被立项，有了领导的支持，有了科研项目经费。从此，我就像是一匹脱了缰的骏马，义无反顾地朝着心中的目标急驰。 科研成果要有经济效益 七十年代后期，我的科研工作已取得相当进展，但是从取得初步成果到这项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这中间的路还很长。一般来说一个课题从立项到成果验收，大体要经过七、八年的时间，期间要经过资源引进、亲体纯化、筛选、配合力测定等几个阶段之后，再进行评比和区试。这些工作都做完了，才能验收。 大白菜为异花授粉作物，遗传组成十分复杂，表现出的个体间一致性差。个体内含有许多优良的和不良的遗传因子，如不经系统选育使其纯化，则配制的杂交一代往往增产幅度很小，一致性和稳定性也很差。只有经过筛选、淘汰具有不良遗传因子的个体，选留优质抗病性强、符合选种目标的良好纯质优良系统，这样的杂种一代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而这仅仅是讲一个亲本的纯化。父系和母系亲本的结合就更复杂了，对亲本品种的选择必须根据自身的性状和配合力。配合力的优劣不能从亲本的外部性状加以目测，即使两个亲本的产量都很好，杂交后的产量也并不一定高。亲本本身的生产力与杂种一代的生产力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些杂种之间还有产量高低之差、性状优劣之分，因此两个亲本间配合力的测定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由于人手不足，育种设备差，我们的一些试验是借助于乡镇科技站的力量进行的。其间每天工作在繁种基地的田间地头时间都在七、八个小时以上。累，真是太累了，晚上回到家里我常常要把两条腿垫在枕头上，高高举起来减轻腿和脚的疼痛，然后才能入睡。一次我和助手从杨柳青农场到北仓去做试验，每次过子牙河摆渡时都要和渡工打好招呼，让他等我们晚上从北仓返回后再收船。有一次，我们回来得太晚了，摆渡收了。我们只好沿河堤走出很远去过桥，到家时已经半夜了。 还有一次，我只身一人去南郊双港做试验，到了农科站，这里离试验田还有一段路需要骑自行车过去，站里有几辆自行车都是二八男车，我身高一米五，体重不足百斤，看着几乎与我等高的车心理直犯怵，但咬咬牙还是骑上一辆车就走了。返回的路上起风了，车子骑到坑里，我被重重地摔下车来，坐在地上直落泪：“这是何苦呢！又没人逼自己这样做。”真的是这样，领导总是劝我注意休息，可我为了早出成果，总是催自己往前赶。没有节假日、不分天气的好坏，我就像钟摆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终于，我的身体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胆结石、子宫肌瘤，各种疾病一起向我袭来。有一次，埋头科研之中，我错把止血药当成止痛药吃了下去，口渴啊，夜里喝了一壶水。第二天去医院时大夫说：“好险呀，幸好你没睡，又喝了那么多水，不然你今天就醒不了啦。” 试验在顺利进行着，为了迅速完成区试和推广示范，我无偿地把种子送给农民去种，然后再把各个试验点的农民请到研究所来，让他们鉴定哪一个品系好。这种真诚的沟通不仅大大加快了育种速度，也使我更准确地把握了市场信息，掌握了科研方向。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选择的是一条很艰苦的路，付出得多了，也会收获不少，总算苦尽甘来。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我先后培育了“津青12号”“津青34号”“津青9号”“津青36号”四个新品种。在五年中，这些新品种种植面积迅速达到了54.88万亩，为社会增加经济效益1.38亿元，并连续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等奖。 火了，天津的大白菜火了，火了华北、东北，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向研究所涌来，甚至火到了国际上，给天津换来许多珍贵的外汇。当时外贸奖励了我们一个空调，我让安在办公室里，自己分文未取。 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一向钟情于天津的大白菜。九十年代初，外贸部门找到我，提出能不能培育一种长短在45公分，重量在一公斤左右的品种，我立即赶到香港市场进行调研，发现天津的大白菜在那里是从中间劈开一半才卖的，因为天津的大白菜太大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震动。结合在天津市场了解的情况，我认识到不仅是香港，国内市场也在变，特别是国策的独生子女政策，三口之家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市场供应多元化，都要求大白菜的品种必须向小巧玲珑的方向发展，向一年四季均衡供应的方向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课题组又开始了更艰难的跋涉。首先从国外搜集和引进早熟、耐热、抗病、小株型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和品种，经过鉴定、筛选、自交、纯化，形成数十个自交系或自交不亲和系，同时从青麻叶材料中筛选出中早熟材料，一方面利用引进的早熟材料与青麻叶材料直接配制杂交组合，选育出新的杂交种；另一方面将引进材料中可利用的性壮基因转到青麻叶材料中，使其早熟性、耐热性、结球性、抗病性等大大提高。然后再利用这些经过改造的青麻叶材料配制杂交组合，形成新的杂交种。这些工作完成以后，还要研究制种技术、建立制种基地、生产出高质量的种子，使其新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由于有前一段的经验和大家的通力合作，这些工作我们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我们的新品种包括津白和津绿两个系列：津绿系列包括“津绿55”“津绿60”“津绿75”和“津绿80”；津白系列包括“津白45”和“津白56”。 这两个系列在品种上继承了青麻叶大白菜口感甜脆柔嫩、粗纤维少、熟食易烂的特点，各种营养物质含量也与传统青麻叶大白菜持平。此外 ，它还有很好的抗病性和抗逆性。抗病性强表现在抗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和干烧心病，1996年和1997年在全国区试中，它们排在第一位。抗逆性强表现在对不良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适应性极好，1996年至1998年连续三年气候异常，但它们仍然保持了稳产高产。九十年代末，这两个系列同时获得了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个系列品种自1994年投入市场以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天津市的主栽品种，九十年代后期种植面积已达到全市大白菜总种植面积的86%。外省市也广为引种，成为北京、河北、云南、贵州等28个省市部分地区主栽品种。自1999年至2001年，这两个系列新品种的累计推广面积为111万亩，新增效益3.67亿元。其中天津市累计推广面积50.5万亩，新增效益1.35亿元；出口累计8.2万吨，创汇1560万美元；为蔬菜研究所创经济效益1650万元。 喜看自有后来人 一般来说，每项科研成果都有着期限，但是天津的大白菜津白和津绿两个系列新品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被人们传用着。 我不仅培育了那么多的大白菜新品种，同时也带出了一支过硬的队伍。我对课题组的年青人要求很严，该播种了，所里的季节工还没上班，菜地里长满了杂草，我带领大家头顶烈日锄草去，一干就是一天。该授粉了，从农村临时招来的授粉小姑娘们要有人教，大家都放下手头工作当一天师傅。 一次我和一个刚来不久的大学生去蓟县请当地菜农帮助采种，我们带去的原材料是两个自交系，可是向菜农交代时发现其中一个自交系少了一袋，经手这件事的大学生说可能是我们来的时候少装了一袋。在离开蓟县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直觉告诉我两个自交系已经混到一起了，一旦种下去，想分开就难了，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回到所里我说了一句：“明天早晨回去重查一遍。”这个大学生有些不以为然，但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跟着我到了蓟县。幸好昨天的材料还没有打包，我们重新核实了一遍，果然是把两个自交系混到了一起。回来的路上，我并没有批评这个大学生，但是看得出我的认真对他是个极大的触动，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还有一个组员选种时出现过一次重大事故，差一点让多项亲本研究成果付之东流。我很着急，但还是耐心地讲清利害，教给他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大学生心悦诚服，经过几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是组里的选种专家了。 课题组有两个研究生，张斌是1979年由西北农大研究生班毕业的，他业务扎实，思维敏捷，精通日语。比他晚到一些时日的另一个研究生闻凤英作风稳健，精通英语，也十分优秀。我想有机会要把他们一个送到日本，一个送到欧洲去深造，将来他们肯定比我干得好。张斌进组的第二年，我就开始让他熟悉设计排列图，这是最核心的技术机密，我合盘托出这些机密就是为了培养他的宏观管理能力。这两个人在我研究“津白”“津秋”两个系列时都有不俗的表现。有他们两个当助手，我实现了评比和区试两个阶段的工作交叉进行，从而大大缩短了科研进度。九十年代中期，张斌已经具备了接班的条件，但这时他提出了想去日本读博士。人们都以为我不会同意，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同意了。张斌走后不久，我便把闻凤英推上了第一线主持工作。三年后张斌即将完成学业时，我力邀张斌回所工作，并为此走访了农科院的有关领导，具体落实这件事。这时我已经退休了，院领导很照顾我这种强烈的事业心，立即对张斌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现在他们都是所里的骨干和领导。 这些年来，我获得过很多荣誉：“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天津市三八红旗手”“大白菜育种专家”等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两度被选为天津市人大代表。虽然我已经退休多年了，但是蔬菜所才是我安享晚年的幸福所在，我现在还担任着那里的顾问，也常到所里去，因为那里是我最牵挂的地方。 为了与时俱进，我们老两口学会了电脑的使用，在家里与国外的亲戚们上网视频，与朋友们聊天，参与社会性活动……现在我经常能看到“天津大白菜受到各地欢迎”的消息。时代向前发展了，天津人对蔬菜的选择也多元化了，这是一件好事，它能推动我们更深地思考今后科研的发展方向。天津的大白菜在打进各地的同时，也会促进科技的进步，而科技进步就是在竞争中实现的。 丘玉秀口述 姜桂荣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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