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侨家·连侨心
关注天津市侨联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 |
主办：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津ICP备05008602号-1 技术支持：津云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7号鑫银大厦21层 邮编：300202 电话：022-23311008 传真：022-28350199 |
 |
|
|
| 您当前的位置 ： 天津侨联 > 基层建设 |
| 朱辉祥 |
| 来源： 2016-12-14 00:00 |
| 人物介绍： 朱辉祥，1931年出生在印尼普哇加打市，1942年到香港，考入华侨工商学院；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由香港回到大陆，考入了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他的个人命运是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他立即报名入伍；改革开放时期，作为第一任天津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在特区工作了近十年。 与时代同行 我是1931年出生在印尼，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由香港回到大陆。可以说，从此我个人的命运是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时代同行的。建国伊始，国家急需培养有知识的人才，我由香港回到了内地读大学；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我立即报名参加了解放军；文革结束后，我已经50多岁了，青春不再，但是为了新中国的又一个春天，我肩负重任，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在特区整整工作了九年。 海外赤子回国了 我的祖籍是广东的贫困山区梅县，父亲早年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弟兄七人一半下了南洋，我的伯父年轻时就惨死在马来西亚的矿上。父亲在码头当苦力侥幸活了下来，经过一、二十年的奋斗才慢慢站稳了脚跟。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懂得了，海外华侨要生存，必须自立自强。父亲原来只念了几年私塾，但经过自学，能够看懂印尼文、荷兰文；能够和欧洲人做买卖，经营批发业务。 我家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国西爪哇的一个县埠普哇加打市，这里也是我的出生地。后来，父亲经多年拼搏，成富裕人家。当他有了一点钱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和当地的华人朋友出资在当地办一所华侨小学，让华侨的后代学文化。开始学校只有一两个老师、十几个学生混班上课，慢慢地发展成了有多名老师、近百名学生的完全小学。他还出面在当地组织华侨团体，维护华侨利益，提高华侨的社会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他带头抵制日货，受到了华侨和印尼人的普遍尊重。在家里，他也是一个十分开朗的家长，一向鼓励孩子们自由发展，从不多加干涉。十分幸运，我出生在一个开朗、进步的家庭，对我的日后发展很有好处。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从启蒙到上中学，制定出计划——全盘接受传统的华文教育。我就在这氛围中成长的，这也决定了我后来选的路——放弃回印尼继承家业而留在国内工作。 1948年，我回到香港，考进了华侨工商学院（下简称侨院），这是我一生重要转折点。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的序幕展开和发展，沪、宁、鄂、粤巨商将资金、工厂转移香港，“香港热”带来当地的繁荣，为日后起飞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如北大、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的个别教授因不同原因也到香港加盟侨院，北来的师生给校方添加了乐趣和生气。 侨院办学宗旨是：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各种学说流派风格并存。上政治学课时可听到英国上下两院议会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上经济学课听完劳动创造价值，过几天另个老师又讲欲望决定价值，讲边际效用等。这种对立的“传道授业解惑”，我只能“囫囵吞枣”，难以分辨东西，应付考试而已。我认为在课堂，能听到不同学说真是有幸，有利于扩大知识面，促进思考，提高辨别能力。 我在校时订阅了一份有明快文风和鲜明爱憎的《华商报》，并进行宣传为它扩户，建立了关系。夏日的一天，华商报主编吴狄舟告诉我说：报社近期要组织20名左右在港的印（尼）、新、马、菲华侨学生去解放区——北平学习或工作，你是否愿意参加？我毫不犹豫表态愿意前往。约十天后，乘一巴拿马货轮，同行的共有五十余名青年，一色是香港及华侨大中学生。吴狄舟亲自到码头送行。一个漆黑深夜，船舱灯火全熄，船快速穿越台湾海峡，绕至仁川港卸货后，才到达天津。全国学联已派人来接应，安全到达北平。十几年后，我看革命回忆录书中，才了解到《华商报》是当时港澳工委的机关报，吴狄舟在解放后是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也是我参加革命的真正引领人。 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1949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由于我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又热心于公益事业。一年级时加入了青年团，并在总支负责宣传工作。转年五月，刚刚开过庆祝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的大会，便传来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战局扑朔迷离，牵动人心，举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校园里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批判了恐美、崇美、亲美的错误思想后，同学们上街演出活报剧，向市民宣传美帝的种种暴行。声讨会、报告会、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 我的大姐朱慧莉是我的榜样。“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姐夫妇刚刚结婚几个月就“失踪”，后来才知道通过广州中山大学一个地下工作者的介绍，去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到了延安。这些年她是受了不少苦的，抗日战争中，为了行军打仗，她失去了两个孩子；解放战争中，她随机关由延安步行到胶东，然后过海到大连，一路上也是历尽艰险。她能放弃舒适的生活，甘心情愿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对我选择以后的生活道路，有很大影响。 10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我再也坐不住了。想到大姐当年抛弃丰厚的家产奔赴延安，想到回国念大学的四哥也放弃学业参加南下工作团，我热血沸腾，立即向党组织写了决心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去是留，我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我们系里的10名同学一道被批准参军入伍。 1950年12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当晚乘车北上长春。同在南大读书的二姐去车站送我，她只说了一句“东北天凉，穿暖和点”，泪水便已经流到了脸颊。列车开动了，不知是谁先低声唱起“……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这首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歌声由小而大，由弱到强，冲破了弥漫在车厢中沉闷的气氛。大家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心中充满了自豪。 参军后，我被分配到空军航空预科总队当参谋。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陆军基础上，建立强大空军”的指示，我又改作文化教员，专门从事航校飞行员入学前的文化培训工作。学员许多是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考验的陆军连排干部。他们立过功，受过奖，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就是文化低，绝大部分只有初小水平。要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达到初中程度，困难可想而知。当时没有现成的速成教材，我们就结合需要自编教案。为了搬倒文化山，学员和老师都进入了一种超常状态，除了吃喝睡占去几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全部时间都是学习。 几个月过去，大家都瘦了下来。我是三大队的数学老师，怕有些文化太低的学员听不懂课，讲课时常常重复几遍。一天中队长对我说：“教员同志，你的课讲得很好，话也简练，你一点，我们就会了。但是你又总重复，怕有些同学听不懂，其实这大可不必。你就放开讲，多讲新课。哪个同学跟不上，由我负责，我们中队绝对没有跟不上课的学生。”大队长的话让我十分感动，我的劲更足了，不久就担任了教学组长，被评为先进，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我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参加了土改学习；我了解了很多关于为建设一支人民空军，在航校发展史上留下的悲壮故事；我每天生活在这些可敬、可爱的战士中间，着实被感动了、被融化了，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由一个老百姓向革命军人的转变。所以后来我说：“部队是我的第三所大学。”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务七年。1957年，一预总训练任务、教学对象有大的变化，机构也有调整。按华侨有关照顾政策，领导同意我转业回到了天津。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 1957年我回天津后，被分配到天津钢厂（简称天钢）。天钢新建成两个分厂后，需大批劳动力，我们就在市内和河北省农村招工。当时社会劳力比较充裕，指标控制也不太严，很快超额完成招工任务。钢厂1957年末职工约5000人，招工后增至35000人，人员大大膨胀，各车间到处人满，人头涌动，热气腾腾。夺钢大战打破了企业的正常秩序，职工放弃公休，工人以厂为家，伴炉餐，伴炉眠，不完成任务不离岗。机关干部分成办公、劳动两条线，并定期交换。办公的干部在下班后也要到车间参加2个多小时劳动，到家时都已是万家灯火时节，次日仍按时上班无误。 跟班劳动时并不轻松，赶上马丁炉热中修，更是考验。当炉体降到近千度时，人要钻进格子房去清理残砖，为防止烫伤，身披麻袋，用水喷透，钻进去数分钟后出来，其他的人轮换接着上，高温热气和残存的气体令人几乎窒息。如此原始劳动，今日看来真不可思议，但大家都无怨言，愿做贡献。为了实现计划，全厂拼设备、拼人力、放卫星，夺高产，用尽措施，苦战到年底，总算完成了任务。进入1959年依然跃进的形势，但各种矛盾已显露并扩大，尤其在粮食问题上出现减产，社会物资供应紧张或缺乏，人群中出现浮肿病，且加速漫延之势，工厂及社会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制，至此大跃进已难以为继，工业被迫降下速度或停产。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于1960年8月发布“全党动手，大办粮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紧急指示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地方工业开始关、停、并、转，天津第二、三钢厂停产了，宽大的厂房空荡寂静，昔日沸腾夺钢场面，已掩息旗鼓，不复再现，随之一、二、三钢又合倂，恢复天津钢厂。这次钢厂共精简及回乡人员1.7万人，其规模及震动面在市里是相当大的。回忆这段历史，1958年我出市西行去招工保钢，两年后沿着旧日路线将原人员送回支农，不到三年，情况变化之大、之快，经济环境之恶劣，陷于困境，实在令人不解难测…… 1961年3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华北局、天津市委来钢厂调研，田家英、陈伯达曾来指导工作，各处室派员与调研室对应，我参加分在劳动工资组，具体负责提供专业资料，参加座谈。中心要解决人的劳动积极性、效率问题。会上许多老工人提出恢复计件工资制，调研组因势利导，在纯体力劳动的装卸工段试点结果是，奖金比综合奖增发不到10%，工效提高30%以上，立竿见影，被评价为“计件工资势在必行”，随之全厂在全面贯彻工业企业70条时，第二次恢复计件工资，到1963年初，生产不仅恢复且创历史最好水平。为了巩固经济调整成果，冶金工业部组织了有鞍钢等大公司用近半年时间制定了冶金产品定员标准，我代表天钢参加了有关制定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实施，整顿治乱将产生良好效果。 粉碎“四人帮”后，机关支部要发展我入党，到会的30名党员一致举手同意接受我入党，没有一个人提出疑义，我很受感动。入党是我27年的夙愿，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好年头是我的幸运，我决心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定要干出成绩来报答党的信任、大家的信任。我调到冶金局，在拨乱反正中参加了冶金部在甘肃白云有色金属公司编写的《冶金工业企业劳动工资管理》一书；在天津冶金局劳资干部中讲授专业课，并组织全局各厂劳动力整顿验收；随着全市就业任务的紧迫，天津市要求各局成立集体经济处，具体安置本局职工的上山下乡返城子女，以及历届毕业生未安排就业的人员。我临“危”受命，在难度很大的情况下，组建了集体经济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成60个集体厂，安置了2000余名待业职工，利用大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市场需要的短线产品，又享受优惠政策，各厂效益都较好，职工很满意，这是我最高兴和欣慰的一页。 奔赴特区大有作为 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造精神的时代。1980年深圳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为了及时了解特区的工作经验，推动天津的经济发展，1983年副市长李中垣赴广东，与深圳市长梁湘签署了商谈纪要，决定双方进一步加强技术、物资、销售、信息、旅游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建立天津驻深圳办事处。 选派什么样的干部去广东呢？市委认为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是广东人，懂当地方言；有一些海外关系，便于引进技术和资金；从事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是共产党员。我是符合这几个条件，而且懂英语、印尼语和广东客家话。1984年6月我被派往深圳办事处。开始天津驻广州办事处和深圳办事处是一个党组，不久各自独立。深圳单设党组并兼管珠海、汕头的工作，我任办事处主任兼党组书记。 我们只带了一万元开办费、一封党员介绍信和一个办事处的公章，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市委给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要提供深、珠、汕及港澳地区的经济信息；要开展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要引进技术、资金；要介绍天津产品；要了解天津在深、珠、汕的60个企业动态；还要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重任在身，压力很大，放下背包立即投入了工作。第一期简报很快就出现在了市领导的案头。从此每天一份不曾中断。特区的建设方针、方向、步骤，管理体制、资金筹措、投资项目、经济发展的情况；特区人事、劳资推行聘用制、合同制，实行职务、年功、浮动、计件工资的情况；特区横向联合项目的信息，包括产品名称、用途、生产规模、投资额度、内外销比例的情况等，都及时通过简报反映到天津。办事处还不定期的撰写专题报告，系统介绍调研成果。我自己就写过多篇，如《香港的城市管理》、《建议研究利用香港为我市经济建设服务问题》等，这些文章很受各方面的好评。 我们还总结了天津在深圳60家外向型企业的10种类型，如外引内联两头在外；组织劳务输出；利用内地技术、原料，与特区企业联合生产出口产品等等。这些今天看来已属平常的做法，在当时介绍出来，对推动企业改革还是十分有帮助的。 那些年，天津每年从深、珠、汕协进的物资和销售的产品都各在5000万元以上。诸如，天津急需铜材、铝锭、澳洲羊毛；深圳急需技术、海运、轻工产品和技术工人等等，办事处为他们牵线搭桥，满足了双方的需求。 天津实行改革开放，急需外向型干部。办事处对一般干部实现两年轮换制，干部来源请各区县局派遣，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天津培养了一批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外向型人才。 天津人急需更新观念，各个部门每年都要通过办事处分批组织干部去深、珠、汕参观学习，高峰时办事处一年要接待数千人。我抽出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要使每一个到过文锦渡天津驻深办的人，都有如同回家的感觉。 天津急需引进外资，扩大经济规模，办事处千方百计提供线索。我在印尼有很多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位已经成了橡胶巨头。我向他介绍国内形势，鼓励他投资，通过工作，终于促成了一笔1.2亿美元的项目。后来由于其他原因，这笔投资没有成功，但是从办事处的运作来看是非常圆满，没有任何纰漏的。 我强调办实事，把办事处的工作搞得既扎扎实实，又生动活泼，较好地发挥了天津改革开放的“窗口”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1993年，按干部退休限规定，我已“超役”两年，62岁退下了领导岗位，离开了钟爱的事业。转年，我携妻回到魂牵梦萦的异国故乡印尼探亲。旧时的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五十多人聚在一起为我接风洗尘，场面热烈，感人至深。许多人说：“以你的才干，如果不回国，也肯定比我们干得好。”我笑着感谢大家的美意。但是我在内心里说：“我的路没有走错，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 退而不休重拾乡情 我退休后主要参加群众社团活动，与有关人员创办天津客家联谊会。客家，客属，“客而家焉”之意。是说客家非南方固有的民系，是来自中原汉族中特有的、新兴的、系统分明的一支重要民系。客家历史可追溯到五代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起义、宋代金人入侵、明末满人入关、太平天国兴起等阶段。原中原汉民族，不堪外族统治，连年战乱，徭賦繁重，集体辗转五次大迁徙，定居于赣、闽、粤三省，俗称客家三个大本营。客家人秉承黄河江淮流域文化基础，吸收融化当地土著的方言文化，形成既保持中原方韵，又有自我创造相对独立体系的方言、民俗风情的客家文化。 天津客家联谊会，它隶属于天津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领导下，其主旨是：发扬客家传统，弘扬客家精神，团结天津市的客家乡亲及海内外客家联谊社团的联系合作，让世界了解天津，天津走向世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成立以来已与香港、台湾、马、星、印（尼）、美、澳等国和地区及国内北京、粤、赣、闽、川、等省20个客家团体建立关系。我担任顾问。 使我难忘的是在上世纪之岁末，2000年11月下旬与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大学客籍教授宋文楠，代表天津市客家联谊会来到福建龙岩市参加世界第16次客属恳亲大会。乡亲齐聚一堂，恳谈情谊，共话桑麻，晋谒祖地，同沐古风，寻根祭祖，启裕后昆，商谈合作，共襄统一大业。参会海外来宾1700名，国内诸省1600名，新华社及海外媒体80余家，记者300余名，研讨客家史专家100名，共约4000人。会议规格高，人数众多，跨国界地区广阔，界别代表性强，为历会之最。 中央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港澳台侨办、侨联及兄弟省市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以及美国、新加坡、香港、印尼客属负责人、知名实业家等均到会，真是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声孚众望，高朋满座。会议开的热烈、丰富、和谐、多彩。有2.2万人参加广场大会并由时任省长的习近平致开幕词；有喜迎乡亲，客家情深，闽西畅想，携手共进，四场气势磅礡，风情浓郁的大型文艺演出；展出1200册族谱及客家五次大迁徙图；晋谒朝圣中心宁化石壁客家公祠；公祭长汀母亲河；参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之为“世界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客家民居永定土楼；客家学研讨会；商谈经贸合作；品尝闽西小吃等活动。闭幕式当晚，由闽西籍著名女音乐家郑小瑛，指挥演奏“土楼交响乐”，获得满堂喝彩。在高潮声中举行交接旗仪式，两年后由印尼客家接办。参加此会，使我受益匪浅，深感中华民族有强大凝聚力，各族人民包括海内外、台湾在内的一亿多客家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团结，求大同，存小异，顾大局，弃前嫌，任何困难都可克服的。 我和妻子还两次被邀参加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文学采编系师生举办的《拓荒与寻梦》诗歌朗诵会，为入学新生讲述人生经历以及知识的重要性，勉励大家珍惜花样年华，努力学习，为未来创业天地准备有力竞争条件，同学反映较好受到教育。 我家中订阅了5份报章杂志，每天阅读，关心国家及社会大事不糊塗。我们多年还在天津老年大学学习过中国山水画、中国古典文学、英语口语会话、计算机电脑等课程。业余时间和同学交流烹饪技术后共餐、参与老年模特服装队的组织工作、每当和风细雨春来到，梧桐落叶秋入时的季节，随组团到远郊区名胜地旅游。使我们心旷神怡，心态年轻。 离别了近半个世纪后，部队战友情的纽带又重新被牵系热络起来。1957年前后预总转复到大连安置的干部较多，经常在一起集会活动，为扩大外地战友联系面，2003年在沈阳军区招待所将星楼聚会，到会近70名，预总李副校长髦耋高龄也到会，久别重逢，大家畅叙离怀 ，气氛亲切热烈，感染动人，盛况空前。两年后又组织1—5期学员回长春母校聚会，圆了众多学子回校梦！大连的战友很重友情，还为我们夫妇举办金婚记念；为战友在滨海山川柳机车疗养院搞休闲、讲老年保健知识、交流个人才艺作品展览；为保持联系，互通情况，出版了《山川柳》刊物，共计10期收关。泛黄的照片，风华正茂的身影，火热的教学场面，艰难曲折的生活阅历，幸福多彩的晚年生活，与战友们尽情倾诉，情兴交融，共享苦乐。 回忆我的大半生，从回国到如今，一步步走来，无愧无悔。 朱辉祥口述 姜桂荣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