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侨联概况   今日时政   侨联要闻   美丽天津   文化交流   海外联谊
经济科技   维护侨益   侨界津声   机关党建   基层建设   通知公告
 
您当前的位置 : 天津侨联  >  基层建设
吴天想
 
来源:    2016-12-14 00:00

人物介绍:
        吴天想1938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是福建。从5岁起开始练羽毛球。1953年回到祖国。1955年,被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国家队前身)借调到北京去接受培训一个月,并且替补其中一个伤员参加了表演比赛。1956年1月15日,天津的人民体育馆建成,作为头号主力与王妙松过招取胜,后在市青少年体校当了羽毛球班的教练。1958年,天津正式成立了羽毛球专业队,继续当教练兼队员。培养出天津市的第一个国际健将李昂。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吴天想口述 姜桂荣采写

        “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莺歌啊燕舞迎宾客,老友新朋喜相逢……”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很盛行的一首流行歌曲,是词作家凯传与天津作曲家施光南为当时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而谱写的歌曲。这首歌节奏欢快、旋律优美,并承载着浓浓情谊,由歌唱家李谷一演唱后,广为流传,大受人们欢迎。时过境迁,盛况不再,甚至七零后的人不知此曲何为。可是在我的心里,这曲调永盛不衰,这歌词永志难忘,因为我是个一生钟爱羽毛球运动的老人。
        特别是我回国后,与天津的羽毛球事业同兴衰,感触非常。

                                                                                                    少小离家 起步不凡

        我是1938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是福建,父辈与一些下南洋的华人一样,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我的母亲是印尼与华人的混血儿(外祖母是印尼人)。虽然数十年的印尼生活,让父亲已经习惯,又因我母亲是土生土长在印尼,但是父亲那颗向往祖国的心矢志不渝,并且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子女身上。
        羽毛球几乎是印尼的国球,世界著名的国手有好几位,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我对他们很是崇拜,总想自己有一天也会像他们那样。我的大哥家里开了个制作羽毛球的小工厂,我家住宅对面就有标准的羽毛球场地,因此,我从5岁起就挥拍练球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羽毛球运动就有很高的水平,我家对面的羽毛球场地就常有高手表演和指导,通过经常观赏高水平比赛,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上中学时,我的羽毛球技术就已经很娴熟了。
  新中国成立初,父亲闻讯很高兴,总和我们讲一些祖国的事情。那时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中出现了回国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潮,15岁的我和大我一岁的三哥(吴天恩)也在1953年回到祖国。十天十夜,从印尼三宝隆市出发,荷兰大客船途经香港——九龙——深圳……在船上,我就感受到比家里还要亲切的深情。一个同学病危,大家都挽起袖子准备给他输血;我的三哥在离家前受到疟疾的传染,在船上发病很厉害,高烧不退。大家轮流守候,并且不断安慰手足无措担心哥哥的我;下船后,大哥哥们背着我哥哥,边防战士热情接待我们,得知我三哥有病,马上送到医疗所。说也奇怪,本来病弱无力行走的哥哥,看见五星红旗,竟然走了过去,激动地仰望着空中飘扬的红旗。
        我们在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呆了一个月后,我和哥哥都分配到天津:我进入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即现在的南开中学);三哥进入天津市一中。当时学校中归侨学生较多,学习也很紧张,但是热爱羽毛球运动的心情不可遏制,经常在课余时间打打羽毛球。有个高我一年级的黄同学,看见我这么热爱打羽毛球就介绍我,每周六的下午到东马路青年会(现市少年宫地址)与一批羽毛球爱好者一起打打球。每月要交会费一元钱(当时的一元钱相当于两天的伙食费),我们就从父亲汇来的生活费中节省出来去交会费。
        1955年,在天津重庆道100号是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国家队前身)所在地,其中羽毛球队是由有4名印尼归侨组成 。我慕名前去,向他们学习。放暑假的时候,我被他们借调到北京去接受培训一个月,并且替补其中一个伤员参加了表演比赛。不虚此行,我的球技和专业程度都有了长足进步。
        1956年1月15日,天津的人民体育馆建成,开幕式邀请了上海羽毛球队来津比赛,当时这个队中有1953年全国亚军王妙松。天津没有正式的羽毛球队,就由在青年会练球的几位羽毛球爱好者临时组队迎战上海队,我理所应当地作为头号主力与王妙松过招。由于我只是一位中学生,与名手较量没有任何包袱,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竟然以15比7、15比8胜了王妙松。
        最终,这场津沪对抗赛也是天津队获胜,这使到场观看比赛的李耕涛副市长大喜过望,当即邀我上了主席台,还问询了我的生活、学习和运动情况。当他知道天津还没有羽毛球队时,做出了有关指示。不久,就是在这位副市长的支持下,在市青少年体校里开设了羽毛球班,我当了羽毛球班的教练。
我感到共产党的干部做实事的作风,没有官架子的形象,并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外的亲人和学校。这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都为我在新中国得到的荣誉而自豪。

                                                                                                                 三起三落的羽毛生涯

        1956年,我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历史是为了了解自己祖国和世界的源远流长,但是羽毛球还是我不能放弃的爱好。毕业后分配到和平区教育局,又被一纸调令调到体育部门。
        在体校羽毛球班的基础上,1958年,天津正式成立了羽毛球专业队,我继续当教练兼队员。在转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比赛中,天津队异军突起,男单、男双获得第五名,女双获得第三名,成为国内羽坛一支强队。这段时间,成为天津羽毛球运动的第一个辉煌期。
        1960年,全国都进入所谓的“困难时期”,本市体育系统制定了“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政策,羽毛球队在这个政策下被迫下马了。我离开了心爱的羽毛球事业,在机关当了几年干部,直到“文革”。我受到了冲击,说成是“三反分子的得力干将”;打电话使用印尼语讲话,也被说成是“特务联络信号”。我想得开,连赫赫战功的贺老总都被打倒了,以他为首的中国体育被批成“独立王国” 而被军管。当时的流行口号是“斗批改”,到了体育部门就是“斗批散”,我这个小卒子算什么?
        1969年,随着“万名干部转工人”的一项政策,我下放到天津造纸厂当了一名铆工。下放工厂这段经历在我的心路历程中成为重要的一页,长达4年的这段时间有两点使我终生难忘。一是使我改变了原来头脑中认为运动员了不起的想法,当运动员时生活水平高于普通人,经常受到领导接见,鲜花、掌声,万众瞩目,春风得意,到工厂后才觉得瞬间就能从运动员转换成普通人。在我重新执教后,就经常教育队员不要不知天高地厚。
        二是使我了解了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很平常的人,对人真诚,互相之间很融洽,对我启发很深。我因为在羽毛球队执教时,场地有限,篮球、排球……要排序进行,我们常常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抢练,大都患有胃病。我下放前做了胃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而铆工是要抡二三十斤的大锤,哪里吃的消。这些淳朴的工人不怕我是“特务”,照顾我去画线,搞车间宣传这类力所能及的活。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业余时间,我也和工人们打羽毛球,得到外界的瞩目,解放军的66军把我借调去,做了羽毛球的教练。
        1973年,一次外交活动改变了天津羽毛球运动的进程——西哈努克亲王要在天津举办一项主要由驻华外交官参加的宫廷式羽毛球赛,已被部队借去当教练的我又被调来协助比赛。由于比赛很成功,影响很好,发挥了不小作用的羽毛球也受到重视,从此,天津又恢复了羽毛球专业队,我和两位男教练而后又来女教练梁小牧又担当起这支队伍的教练。后来他们都分别调往别处,我的三哥吴天恩被调来与我合作。
  这次重新起步几乎是白手起家,招收的队员都要从如何握拍的入门教起,但我们兄弟凭着对羽毛球的热爱和信念,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硬是把一批“生瓜蛋子”调教得在国内小有名气,后来成为国际健将的李昂就是这批运动员之一,到了1980年左右,天津羽毛球队的水平在全国已处于中游。
  然而,1981年,天津羽毛球运动再次受到冲击,由于经费的原因,天津羽毛球队二次下马。如果说第一次下马是由于大环境的原因而不得不这样的话,第二次下马就多少有了人为的原因,这也促使我产生了努力改变现状的思想。几年间,我几次向市有关领导反映天津羽毛球现状,希望能尽快恢复羽毛球队。这中间,我曾带国家少年队访问日本,还受中国羽协委托赴巴基斯坦执教其国家队一年。
  距羽毛球队二次下马的时间不太长,到了1984年,天津羽毛球队就第三次成立了。有意思的是,这次成立还是与西哈努克亲王到天津访问有关系。由于西哈努克亲王对那次比赛很满意,李瑞环市长详细过问了羽毛球队的情况,当有人反映说:“羽毛球运动不适合北方搞,只适合南方的气候。”李市长很幽默地说,按气候说,最好在非洲。可是羽毛球应是大众普及的运动,天津也应该搞起来。于是在市领导的关心下,羽毛球队恢复了建制。
  可惜的是,这第三次上马持续的时间也不太长,1989年,天津羽毛球队第三次遭到重挫,被迫下马。当时,尽管天津羽毛球队没能达到国内最高水平,但由我一手带出来的李昂曾在1987年于北京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上获得混双第五名,也是很大的成绩,他可是天津市的第一个国际健将啊。
这期间,我参加了国家体委举办的亚运会筹备工作,还成功地筹资举办“首届中国羽毛球十佳评选”活动,这是首届,也是迄今为止的一次。期间还举办并主持全国羽毛球科研报告会。

                                                                                                                       终生难解羽毛球情怀

  1990年,我受中国羽协派遣,赴意大利讲学,在讲学期满后,意方一再挽留。我是国家羽协公派人员,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回来后,意方再次聘请。天津体委批准了,但是公安局不予以签证,说是不让人才外流。我离不开羽毛球,既然国内无望,我只好去往异国他乡,又以个人身份留职停薪,去继续讲学并执教意大利国家队,直到1998年回国。
  回国后,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几年的退休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但对羽毛球的热情却无法减退。本市有家名为豪客文化体育休闲用品公司的企业,老板一心想发展天津的羽毛球运动,巧的是这位老板与我是大学同学,于是力邀我出山,主持筹建一个羽毛球俱乐部,既为广大的羽毛球爱好者提供指导,也为重振天津羽毛球运动做一些工作。
  客观地说,已经退休的我此时对天津羽毛球多少已有些心灰意冷了,三起三落的经历,恐怕没几人能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使我对是否重新涉足羽毛球感到矛盾。最后促使我第四次出山的原因也仍然还是对羽毛球运动的无限热爱和对本市羽毛球现状的了解。本市羽毛球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那些在路边空地挥拍的爱好者之外,经常到正规场地练习的就有3000多人。近年来,本市开设了许多条件良好的训练场地,为开展这项运动创造了物质基础。一些企事业单位群众性羽毛球运动十分活跃,经常举行各种方式灵活的比赛。本市的老年羽毛球水平较高,在全国很有影响。近几年,大学生对这项运动情有独钟,校园中到处可见打球的人影,全市大学生比赛已连续举行了两届。但是由于本市十多年来没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使这项运动在本市停滞不前,也使本市羽毛球界失去向心力。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终于下定决心第四次出山。但是注册俱乐部的上税比率很高,没有财力支持就等于没有血液循环。这又使我遭受一次重创,痛定思痛,我还是难舍羽毛球情怀。
        我认为,羽毛球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运动,入门容易,但要提高快非得经过专业指导不可,特别是要从娃娃抓起。我的三哥现在仍在外地培养少年。
        我现在每天去打网球,因为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剧烈的羽毛球跑动,但是我仍关注羽毛球的发展,关注国内外的羽毛球赛事。当我听说天津筹备建立体育博物馆时,就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老照片、报纸报道的有关资料、奖章之类的东西去捐献,希望通过这些能引起一大批羽毛球爱好者的美好回忆,重新凝聚起天津人对羽毛球的向心力。对熟悉天津羽毛球历史和现状的人来说,这个博物馆的建立辉勾起了他们对昔日天津羽毛球运动的怀念,也让他们看到了重现天津羽毛球辉煌的希望。
        总之,过去的成绩是对我的安慰,艰难的历程使我问心无愧,从15岁的少年到如今的古稀年迈,我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羽毛球事业。长期立足在天津,带出一批批青少年羽毛球人才,同时也为天津羽毛球的普及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回到祖国的61年里,我作为华夏子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建侨家·连侨心
关注天津市侨联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
主办: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津ICP备05008602号-1 技术支持:津云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7号鑫银大厦21层
邮编:300202 电话:022-23311008
传真:022-2835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