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廖灿辉（1923年－1996年），台湾南投人。1938年到日本，先后任日本东京都港湾局技术员、横滨暖气设计事务所工程师。1952年毕业于横滨关东学院大学工学部建筑系。回国后，曾任建筑工程部天津建筑设计院、天津城市煤气工程设计院工程师，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台湾自治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如寥廓之星 灿烂之辉永在

        在天津的老一代的侨胞和台胞中，提起我父亲廖灿辉恐怕少有人不知晓。作为归国侨胞、台胞当中的领导人，他一直关心在津侨胞和台胞的生活，经常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即便是后来官至全国侨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他一如往昔，视工作为己任，视同胞如亲人。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悲喜交加，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以一颗强大而淡定的内心坦然面对，因为自始至终他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自己；赢得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尊敬，特别是受到了台胞和侨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求学东渡扶桑

        我父亲1923年出生于台湾南投的一个普通家庭，台湾家庭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太好，尽管家中并不富裕，但是祖父便把家庭复兴的期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希望家中能出个“秀才”。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他自幼聪明好学，上学时成绩优秀，加之家庭的重托，更是出类拔萃。由于那时台湾的教育水平很低，我父亲就选择到毗邻台湾的日本去留学。
        1938年，只有15岁的我父亲穿着一双破球鞋，拎着一个旧式皮箱，带着全家的深切厚望，兴奋地踏上了求学之路。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的人，都会受到极大的歧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祖国、故乡曾经被侵略、曾经沦陷，我们的祖国因为国力的不强大，而受尽凌辱。
我父亲在繁重的学业和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一直默默的忍受着，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有了一个强大的信念，待学成之后，定归国报效，用自己的努力建设强大的祖国，让冷漠和歧视不复存在，让中国人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父亲在日本就读于横滨大学，专修建筑和土建工程，青年时期的他很快意识到海外求学的艰辛与磨难。父母的资助仅仅够学费，日常的生活开销则需要自己勤工俭学来贴补，生活上的辛苦伴随着只是身体上的劳累，而精神上的压抑则极大的触动着他的内心。是从那时起，渐渐磨练了自己的心智，形成了一颗强大的内心，为他日后面临人生重大磨砺时所表现出的坦然和淡定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横滨大学读完本科又继续攻读研究生，优秀的学习成绩让他在行将工作时有了多种选择，一是他可以继续留在学校做学术研究，二是他可以留在日本做相关工作，三是他也可以回到故乡台湾发展，毕竟建筑和土建作为基础型学科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
        经过勤工俭学十几年，父亲终于完成了学业。他杰出的能力、勤奋的斗志也赢得了不少日本姑娘的青睐。我的母亲就是日本人，冲破了她的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父亲，并改名为廖美照，后来随同我父亲回到中国，加入了中国籍。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超历史。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3年开始执行，这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1949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与有关的部门和群众团体共15个单位组成了“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联系和接待由世界各地回国的留学生、学者，大力争取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是月2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号召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伟大的建设工作。周恩来总理在广播中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 
         父亲得知这样的信息，归心似箭，毅然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回祖国参加建设

        1953年的秋天，在日本舞鹤港，我父母带着我的大姐廖继英、大哥廖东星登上了开往中国大陆的轮船，父亲非常激动地说：“我们要回祖国啦！”
        大姐天真地问爸爸“什么是祖国？”父亲满脸喜悦地说：“我们的祖国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家。”当时大姐年幼无知，不懂什么是“祖国”，也不知道“中国”什么样。
        父亲耐心地给大姐解释，说：“我们的国家曾经受列强的侵略、战争的洗礼，经过勇敢坚强的中国人民顽强抗争之后，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可以说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爸爸之所以选择回到祖国，就是要用自己的一点力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好，不再受别人的欺负，赢得世界的尊重。英英，你长大了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之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从那一刻起“祖国”二字就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蒙眬地懂得祖国就是自己的家，只有祖国强大，生活在这里的人才会幸福。
        回国之后，我父亲被安排在天津建筑设计院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回到祖国，为建设祖国工作，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如今梦想终于实现，30岁的他精力十足，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白天不是在设计院绘图就是亲自跑工地去勘测，别的工程师都是办公室里出成果，可我父亲不同，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更正，他认为，那时工程进度、质量大于天，有时在工地上一住就是好几天。工地的环境十分恶劣，夏天蚊虫遍地，冬天寒风刺骨，父亲坚持与工人们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化。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财富，他本可以向组织上提出一些合理的物质要求。可是在父亲看来，国家很贫穷，自己就应该与祖国同命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自己不能浪费资源，尽最大可能节约,只能对国家做贡献，绝不能向国家伸手。
        父亲在工作上的较真劲儿也带到了生活中，由于他少年离家时说的是台湾闽南话，又旅居日本长达15年，普通话表达能力已经下降很多，在日常工作交流中难免产生障碍，经常是遇到不会表达的词就随后说句日语，搞得领导或者同事摸不着头脑，父亲也总是后知后觉，无奈地一笑而过。在他看来，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工程设计讲究的就是严谨，不容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如果连最基本的交流都不能保准客观准确，那又何谈工程安全呢？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语水平，由于白天事务较多，经常忙得不可开交，他只能利用晚上回家的时间补习语言，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是随身常备书，家里的写字台上除了工作文件、图纸之外就是语文读本，每天工作过后，他就开始认真地学习、朗读文章，遇到不懂的就赶快翻开词典，然后认真地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父亲的国语笔记存了很多本。
        他有时也自嘲：“国语水平提高了，日语都快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需要我到哪里去我绝对义无反顾，既然自己回到了祖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用，就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更快地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转型。”
        我是1954年出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每天都很忙，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学习“国语”，有时在工地上一住就是好几天。记得我小时候得了白喉，病得很严重。爸爸抽时间匆匆回家来看看我，嘱咐妈妈几句话，又匆匆赶回工地去了。
        20世纪50年代，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工程，由于这项计划大体上包括10个大型项目，故又称“十大建筑”。1958年9月6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了北京1万多名建设工作者开会，作关于国庆工程的动员报告。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之外，还邀请了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的创作。
        1959年2月，当时的“十大国庆工程项目”最后确定。父亲就是这30位地方建筑专家之一，这30多个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在全国几万人当中脱颖而出的。入选这个名单，一是证明在建筑领域内的突出成绩和业界威望，同样这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父亲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彻夜难眠，着手准备进京参与建筑设计的相关资料，他明白，他代表的是天津的父老乡亲，他要为天津争光添彩。在京期间，父亲和其他专家一起，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原则，并集体协商决定采用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在10个月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
        父亲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在建筑设计领域内的精湛技艺让他赢得了一片赞誉。“十大建筑”创作思路基本是自由的，并不忌讳曾经遭遇过批判的大屋顶模式(全国农业展览馆)，也不拒绝西洋古典(人民大会堂)或类似前苏联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时包含着对新结构和新形式下的中国建筑，这样的工作环境，让父亲有了发挥的舞台，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建筑设计之中。
        参加十大建筑工程建设，父亲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家。那时，在我看来，从天津到北京一定是很远很远的路，父亲一定是没有办法回来，不知他整天在外面忙些什么？会不会忘记了我们？
        后来父亲回家后，抱抱我和妹妹，抚摸着哥哥姐姐的头，亲得不得了。现在想来，天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亲？他何尝不思念家中的妻儿，又何尝不想回家抚育我们成长，可是他明白，祖国的建设此时更需要他。他默默地在心里告诉自己：“等工程结束之后，回到家一定好好补偿孩子们!”如今，当我们走在北京的街头，时而看见人民大会堂，时而经过民族文化宫，在民族饭店开怀畅饮，在工人体育场摇旗呐喊时，这每一处地标建筑中都凝结了包含父亲在内的所有建筑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
        1961年，父亲由于长期以来突出的工作表现被提拔为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从一个技术型人才走向领导岗位，父亲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转型，那一年他只有38岁。这让一向少言寡语，潜心钻研的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性格，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工作，度量人生。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没有谁能一直顺风顺水，一路坦荡，春风得意、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父亲的人生看似完美无瑕，殊不知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即将向他走来。
        1966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父亲被推上了“审判台”，他的归侨、台胞背景让他难以幸免于这场激烈的政治浩劫，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到他的头上，遭受了打击和迫害，很多以前的同事、朋友纷纷反目，公开打击、迫害他，一切在瞬间幻化成虚无，从功臣到罪人，从巅峰到谷底，父亲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阶段。
        那时的我刚刚12岁，一看到自己的父亲受这么大的委屈，就会愤愤不平。但他一直在讲：“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1968年，父亲被下放到东丽区军粮城“五七”干校，刚开始他们都住在老乡的家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来“干校”准备自己建宿舍，建营地。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落难”而颓丧，而是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干校”的同学们一起动手，在荒郊野地上盖起了自己居住的校舍。
        1971年元旦，姐姐到干校去看望父亲，他指着一排排校舍的窗户告诉我姐姐说：这是利用力学的原理设计出的“拱形窗”，可以节省很多木材。身处逆境的父亲，仍然是那么乐观豁达，心系公益而无怨无悔，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回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愈发高大。我为有他这样的父亲，做他的儿子而骄傲，而自豪。

                                                                                                                      擂战鼓重新上阵

        四年的“干校”生活如白驹过隙，1972年经过一系列全面周密的调查之后，父亲的所有罪名被一概推翻，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经过调查之后，父亲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周围人口口相传，“他是如此的低调，我们只是觉得他人品好，业务能力强，没想到还有那么多成绩是我们不知道的呢。”这是一个台胞在这场风波之后对父亲的评价。
        那时国外的亲戚朋友都捎信来，劝父亲到国外去，有的单位还开出优越的条件。但是得到父亲的答复是：我坚决留在国内不走，希望你们回到国内来，在中国大有可为。
        1973年父亲担任天津石油化工总厂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我记得当时家中的桌子上、床上到处堆放着各种图纸和稿纸以及石油方面的书籍，父亲回到家总是抱着那些书看个不停。后来父亲告诉我们，那些化工方面的知识，他以前接触不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可现在为了工作，不仅要从头学起，还得跟土木工程的专业结合起来应用。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领导了天津市石油化工总厂等重大项目工程的设计。由于工作成绩优异，他曾获得很多先进称号。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所到之处见成果。
        父亲常常给我们讲起自己东渡日本的故事。讲起因为远离祖国、因为祖国和故乡台湾的沦陷而遭受到的种种歧视和艰辛，他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新中国才有了海外游子真正的归宿。只有国家强盛了，人民才能扬眉吐气。”这时我懂得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什么工作的那么忘我，那么投入。
        当父亲第一次踏上大港规划区的土地时，他面对着茫茫的旷地，思考良多，如何在短时间内建起厂房？如何让这片区域依托于丰沛的石油资源不断延伸？如何让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焕发生机？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解决。他脑海里时常出现一幅幅的宏伟蓝图，可想象只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现实的一切都需要他和工友们一步一步的扎实工作。父亲决定，先动起来，边干边整合资源，边干边拓展新途径。就这样，他和工友们开始一段新的征程，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先对整片区域进行合理完整的规划，将不同类型的工厂划定专属区，分开建设，分头施工。在规划的过程中，他充分考虑到了低污染、低耗能，形成在当时看来还比较前卫的环保理念，并把这一理念灌输给自己的工友们。
        大港工业区的建设工期时间短，任务急，父亲经常在工地上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常常是很久才能见父亲一面，每次回来都觉得父亲又黑又瘦，而父亲在家里也就是待上一两天就赶回工地，那段时间，在他的概念里没有节日，逢元旦、中秋乃至春节，他也是在工地上与工友们一起度过。幸好我的母亲通情达理，把教育子女、料理家务全都承担起来了。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次，好不容易把父亲盼回家，本想在饭桌上跟父亲好好亲亲热热聚餐，却不想来了一个电话说工地上出了一些状况，让父亲马上赶回去。母亲劝父亲吃完了饭再走，可是父亲放下电话就第一时间赶回了工地，饭菜刚吃了一口，刚盛的鸡蛋汤还冒着热气，一家人失落地围坐在饭桌前，一肚子的委屈只能憋在心里。姐姐感慨地说：“父亲的生活就是工作，责任心胜过一切。”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也让我们在长大之后获益良多。父亲在点滴生活中诠释了一名建筑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忙碌，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父亲和工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天津石油化工总厂、化纤厂、化肥厂相继修建完成并投入生产，整个大港工业园区旧貌换新颜，不仅崭新的工厂错落有致的拔地而起，而且将原本单一的产业源魔术般地演变成了产业链，囊括了上游的石油开采及下游的石油衍生品的开发制造，成为了天津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天津的经济发展贡献了极为宝贵的资源和经济效益。这些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经过奋斗换来的丰硕成果，父亲的名字将永远和大港工业区联系在一起，会永远被天津人民铭记。
        1978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父亲被重新任命为天津市建工局副局长。十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向基层的大熔炉，去锻炼自身，修炼自我，如今，他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留下的不是感慨，而是感激，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信任与爱护，感谢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感谢生命中的那些起起伏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困难压不倒，磨砺打不倒，苦难推不倒，无论风雨还是阳光，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永远坚强地站在自己世界的最中央，用他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实现着人生中的一次次转折与飞跃。

                                                                                                       对同胞倾心竭力

        父亲的从政经历可以追溯到1957年，当时天津侨联刚刚成立。34岁的父亲被推选为第一届主席，连任至第六届。1980年父亲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分管提案工作，这一干也是16年。1979年12月台盟天津支部正式成立，父亲担任第一任主委，从筹备开始，父亲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参与准备工作。翻开父亲的履历表，我们不由得被一串串数字惊呆：他历任全国第四、五、六、七届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中国侨联常委；第二、三、四、五届中国侨联副主席；第二届台盟总部理事，第三、四、五届台盟中央常委；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届台盟主委；天津市第二、三、四、五、六届侨联主席。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天津市台联顾问、天津市海外联谊会顾问、天津市台湾研究会顾问等职。
        虽然身居要职，但父亲从未忘记过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他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很多老一辈的侨胞、台胞回忆起父亲都不禁交口称赞，他们认为父亲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热心帮助身边的人，尤其是侨胞、台胞。在父亲还是工程师的时候，他就时刻关注着归国台胞、侨胞的生活和工作，他觉得当时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都怀抱理想，热爱祖国，由于种种因素受到了一些伤害，他经常联系到那些同胞，聊天话家常，帮助他们重拾信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要相信党，相信国家。他主动帮助他们联系工作，自己拿钱帮他们度过生活中的艰难时期。他经常说，我一个人过得好不算什么，大家都安居乐业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对国家的赤子之心．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刚开始父亲身居高位时，主动联系他的人多了，可是老一代台胞、侨胞却不敢再联系他，他们觉得这么大的官员高攀不上，他们以为父亲变了。可是，父亲用行动说明了一切，不仅比之前更加的关心他们，还在政策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子女就学、就业的问题，为他们申请政府补助，只要老台胞、侨胞找到他，无论多忙，他也会挤出时间耐心接待，细心聆听。父亲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政策内或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从没有用权利解决过，他始终认为，权利是人民给予的，要对得起党和国家，对得起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嘱托。 

                                                                                                                子女忆父恩如山

        在现代人的思维中，往往有一个好的父亲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一般人常常会这么想，父亲对待别人如此热情、慷慨，有求必应，对待子女一定会更加照顾。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父亲又一次用实际行动给了我们相反的答案。在这个处处“拼爹”的年代，父亲官居高位，帮子女解决工作自然不成问题，可事实是我们这四个孩子的工作，他一个都没有过问，甚至主动把我们送到艰苦的地方。
        父亲平时少言寡语，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位严父。他时常叮嘱我们要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做对祖国有用的人。我们小的时候在幼儿园挨了同学的欺负，受了些轻伤，幼儿园的老师不得不通知父亲去接孩子，当时的幼儿园老师、领导都知道父亲的政治地位，大家都战战兢兢，生怕这个领导过来会大怒，可车子到了幼儿园，父亲下来只是轻轻地问我们感觉怎么样，并没有指责谁的意思，走的时候还对老师及时通知表示感谢。不单是幼儿园，直至后来上了小学、初中、高中，父亲从来没有利用手里的特权去给我们开绿灯，始终教导我们不要依仗别人发展，要自力更生，立志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1968年，我的大姐和大哥先后到内蒙插队落户，父亲支持他们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己。出发时，他亲自送他们上了北去的列车，还嘱咐他们不要想家，一定要努力劳动，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列车缓缓地开动了，父亲向远去的哥哥姐姐挥动着双手，他认为这样经受一番锻炼是会对以后的成长有好处的。
1972年，我和妹妹先后参加工作。由于单位离家较远，条件又差，我们也几次希望父亲能够帮我们安排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是父亲的回答始终如一：“服从分配，不要搞特殊化。我们台胞只有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的义务，绝没有搞任何特殊化的权利。”
        我的大姐很优秀，积极上山下乡到内蒙古插队，当农民，刻苦肯干；回城后，在企业是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在学校当老师，是模范教员。台盟中央因工作需要几次要调我的大姐到那里去工作，都被父亲推掉了。直到1993年，台盟中央再次把大姐调入机关工作。大姐怕父亲反对，就征求父亲的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是倒退十年，我不赞成你到中央机关工作，现在你已步入中年，下过乡插过队，进工厂当过工人，在学校也工作多年，经受过锻炼，有基层工作经验，现在民主党派机关需要你们这代人，台盟工作更是需要。到机关后要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好好工作，为祖国统一发挥点作用吧。”之后，大姐与父亲交谈的话题自然就更多了。每当谈到工作中的某件事，涉及到某个人，他总是从各方面帮助我大姐全面地分析问题；涉及到人时，他总是把别人的优点成绩讲得很多，让大姐虚心向人家学习。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们都深深体会到他顾全大局、以事业为重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品质。
        由于父亲一心为公，操劳过度，经常因为干工作而误了餐时，在工地上常常是冷一口热一口的不定时，患上了胃病。1993年，父亲被查出患上胃癌，术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期后，他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仿佛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像一列疾驰的火车，惯性地顽强拼搏，用他的一生为天津的各项事业而努力奋斗。他的工作都是出于公心，绝没有贪恋权位的私心。有一段时期，全国侨联副主席中有两个天津人，他曾向全国侨联主动提出请辞副主席，为的就是让当时没有名额的上海增选一个副主席。他也曾向天津市委请辞过天津市侨联主席，为的就是给年轻人让贤，但历史的重担偏偏就压在了他的肩上，树德、树心、树人，父亲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爱国、包容、厚德、求精的人格品质，即便身患重疾，即便形势动荡危如累卵，他也依然屹立不倒，依然无愧我心，这就是一个海外归国赤子的一片丹心，也是无数归侨、台胞在人生前进路上的楷模和典范。
        1996年6月10日，父亲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父亲身后极具哀荣，那一排排花篮、一篇篇祭文表达了人们对他无限的怀念。

                                                                                                                                                                                                                              廖洁方口述 陈力整理